【点击观看本期节目视频】

（记者：李想）

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的国庆特别报道《中国符号　改变世界》。

前五天我们分别为你介绍五个影响世界的中国符号，包括“中国制造”、“13亿”、“人民币”、“A股”和代表中国互联网的“.CN”。 中国制造为什么能够从无到有？13亿人怎样从节衣缩食的困窘中创造出了巨大的财富和购买力？人民币是如何成为全球贸易和金融的重要力量？中国A股和中国互联网，靠什么力量的推动创造了国际资本市场和国际互联网界的奇迹？对于这些问题，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他们的答案都只有一个，那就是“改革开放”，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个影响世界的中国符号。

北京奥运会，让许多习惯于从电视和报纸上了解中国的西方人，认识了一个全新的中国。这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国家，这是一个开放自信的国家，这是一个拥有无限商机的国家，这还是一个充满时尚、充满现代感的国家。但就在30多年前，意大利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镜头下的中国远远不是这样。那时的中国，甚至连一个像样的足球场都没有，中国经济正处于崩溃的边缘。

原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以后，1967、1968、1969年一个劲下降，（周）总理1970年直接来抓，生产好像上来了一点，1973年底，四人帮批林批孔批周公，这一下子1974年生产又下去了，1975年小平同志（出）来抓国务院的工作，生产又上去了，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生产又下去了，所以这十年三起三落。”

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张星星：“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给我们党给我们国家给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一场内乱。”

三十年的时间，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经济实现了世界少有的年均9.8%的增长速度；GDP占全球的比重由1%上升到5%；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三；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城乡居民生活实现了从1978年的190美元到2008年的3180美元的历史性跨越；从1980年到2000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GDP的贡献率为14%，仅次于美国，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从2007年开始，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推动力。许多外国人正因为中国巨大的变化，而记住了这个中文词汇：改革开放。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曾这样评价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全球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改革先从农村开始。1978年12月，安徽省小岗村十八个农民借助一盏昏暗的煤油灯在一张契约上按下了血红的指印，他们发誓“宁愿坐牢杀头，也要分田到户搞包干”。这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雏形引发了巨大争议，于是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召开了省委常委会，专门讨论包产到户问题。

安徽省原农委主任周日礼：“常委会议意见也不一致，说中央文件明确，讲的清清楚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我们现在搞不是和中央对着干吗，他一言你一语，意见统一不起来，万里最后讲话了，这些事都要经过实践检验才能说明问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的标准，到1980年春，安徽省肥西县97%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向国家贡献粮食是上年的3倍。1980年1月，安徽省委确认包产到户也是社会主义责任制的一种形式。1982年1月1日，新时期第一个农村工作1号文件出台，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做法，此后又连续四年发了四个1号文件，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在全国迅速推开。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段应碧：“通过这个改革，大家都看清楚了，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改革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增强了改革的信心和决心。”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中国广袤的农村土地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生产力。从1982年到1991年的十年间，中国粮食产量每年增长8%。1984年全国粮食产量历史性地突破了8000亿斤，中国政府向世界粮农组织宣布，中国用占世界不到10%的耕地和5%的淡水资源，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

生产力的释放，让中国农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1978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134元，而2008年农民人均收入达到了4140元，增长了30倍。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带来了一个此后深刻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变化，那就是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除了一部分人做起了个体工商户，办起了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大多数人成了中国产业大军的新生力量。他们聪明灵巧、吃苦耐劳，对工资收入和工作环境要求极低，他们成为中国制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那么因为农村改革取得成功，农民的积极性释放出来，农业的生产快速地发展，那么一方面给我们城市改革，提供物质基础，二方面又让我们对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有更大的信心，所以我可以讲，农村改革应该讲起来，就是我们这30年，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起点。”

当改革种子在中国农村悄悄萌生的时候，中国的高层领导正在用全新的眼光观察着中国周围的世界，衡量着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思考着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1978年，共有12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国家领导人出访国外，中国开始了开放之旅。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1978年访问日本时，乘坐了时速210公里的新干线高速列车，小平同志这样形容自己的感受。

邓小平：“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所以我们现在更合适了，坐这个车，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

当年另一位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一个中国代表团出访欧洲，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访问了法国、瑞士、德国等5个国家，参观了众多的工厂、矿山、港口，西方的经济发展水平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国务院原副总理谷牧：“那个时候，我们管经济工作的，看看国际的形势，看看我们自己的历史，觉得我们不发展得快一点不行。”

怎样才能让中国发展得快一点呢？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种全会在北京开幕。大会正式宣布，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发展经济被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驱动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就是改革和开放。

中国政府在1978年决定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就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1979年新年伊始，在中国这个大棋盘上，对外开放的第一颗棋子落在了中国的南海边。那时的深圳还叫宝安县，是一个贫穷落后的边陲小城，而隔河相望的香港已经是世界的“东方明珠”。一个叫袁庚的人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原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长袁庚：“广东宝安县蛇口公社要办一个工业区，建立一些工厂，引进一些外资，这样就可以把香港的优势和国内的优势结合起来，国内什么优势呢，就是土地非常便宜，劳动力非常廉价、充裕，而香港呢有资金、尤其是有香港一套发展工业的管理办法。”

随后，在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广东省也提出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在深圳、珠海、汕头兴办出口加工区。这个想法得到了邓小平的认同，在他看来，改革开放正需要这样一个试验场。

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王全国：“小平同志原话就是，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7月2日，袁庚的蛇口工业区率先打响了开山填海的第一炮，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山炮”。而13天以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下发文件，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创办特区，十年后，海南又被确定为中国的第五个特区。特区内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允许外国厂商投资办企业，或合办企业。1984年又进一步开放了大连、天津、青岛、上海、温州、广州等14个沿海城市；1985年后又陆续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区、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河北、广西辟为经济开放区，从而形成了沿海经济开放带。1990年，中国政府决定开发和开放上海浦东新区，并进一步开放一批长江沿岸城市，形成了以浦东为龙头的长江开放带。1992年以来，又决定对外开放一批边疆城市和进一步开放内陆所有的省会、自治区首府城市；还在一些大中城市建立了15个保税区、49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53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国务院特区办原主任何椿霖：“从北到南，由东到西，就形成了一个对我们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有深远影响的，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

这些对外开放地区，由于实行不同的优惠政策，在发展外向型经济、出口创汇、引进先进技术等方面，起到了窗口和对内地的辐射作用。

截至2009年6月底，我国已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67万家，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有480多家来华投资，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526亿美元。自1992年起我国已连续17年成为世界上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随着对外开放程度地不断加深，也极大推动了中国与全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居世界位次已由1978年的第29位跃升到2008年的第3位，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也由0.8%提高到8%以上。中国对全球贸易增长贡献率居世界之首。

就在农村改革春风的吹拂下，城市里也涌动出新的气象。1981年，全国个体户达到261万户，从业人员320万人。但是，随着个体经济的发展，一个自称“傻子”的人又给人们出了一个不小的难题，安徽芜湖炒卖瓜子的商贩年广久把自己的瓜子取名为“傻子瓜子”，销量大增。于是，他开始请人做雇工，有人一数竟然有12人，问题出来了。

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边说的要雇到八个人，才能称为资本主义经济，突破八个人，那就不能让它发展，再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了，那么当时这种思想观念束缚着人们的思想。”

在1980年前后，年广久式的人物远远不止一个。在广州，个体户高德良的“周生记太爷鸡”该不该发展，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在广东高要县，就连一个叫陈志雄的农民承包鱼塘，也承包出不小的问号。后来，傻子瓜子的事情传到了邓小平那里，他明确表示：“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邓小平的话保护了年广久们，也推动了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的起步。1984年，年广久的瓜子工厂已经雇工103人，日产瓜子9000公斤。但是直到1987年的中共中央5号文件，才正式取消了对雇工数量的限制。

1992年，小平南巡，为改革开放开启了第二个春天。这一年10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这一天起被郑重地写入了十四大报告，报告同时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有制经济、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样一些过去从不相容的概念，终于被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融合到了一起。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国光：“过去认为市场经济只有是私有制才能够有的经济制度或者经济体制，这个社会主义是个公有制的经济体制，那么这个怎么能够有市场经济这个不可能结合的，但是我们认为可以，我们的公有制经过了改造，经过了改革，我们把它也可以把它跟市场结合，这样一个结合，可以发挥经济的更好的效率。”

一切的不可能似乎都成为了可能，下海经营潮再次出现，非公有制经济在这一年取得了井喷式的发展。在深圳，当时中国最高的国贸中心里一下子挤进了300家公司，有的一张写字台就是一家公司；在北京，每个月就会多出2000家公司来，在1992年8月22日这一天，全北京库存的公司执照竟然全部发光，不得不紧急从天津调运一万个执照来救急。很多人就是在这一年下了海，冯仑、潘石屹、陈东升、毛振华，他们后来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92派”。这一年，靠鹌鹑起家的刘永好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经国家工商总局批准的民营企业集团—希望集团；万向钱潮股票上市，成为中国首家上市的乡镇企业，非公有制经济成了中国经济的重要基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王梦奎：“中央提出需要有一个概括，就是市场经济是什么，就是以公有制为主题多种经济成为共同发展，这样一种前提之下，由现代企业制度，宏观调控体系，市场体系，分配制度，社会保障这五个部分组成，这五个部分可以比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五大支柱的话，那么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为共同发展就是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是大厦的基础。”

根据统计，从1992年到2008年，民营经济逐步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新增长点中的亮点：私营企业从14万户增加到657万户，增长了47倍；截至2008年11月，私营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495亿元，同比增长36.6%，高于全国31.7%。而全国的个体工商户，也在这16年间由1543万户发展到2917.3万户，资金数额由601亿元增加到9006亿元，完成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1.18万亿元。

当年广久的“傻子瓜子”在为非公有经济探路的时候，中国的国企也在进行着改革的尝试。当时有篇小说叫《乔厂长上任记》，小说中虚构了一位国企厂长乔光朴，成为中国老百姓热衷讨论的一个焦点人物。人们之所以喜欢他，除了他对国有企业负责，勇挑重担，不怕得罪人以外，更在于他涉及当时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国有企业该如何改革。

1978年，国有企业共8.37万家，占到企业总数的24%；工业总产值为3289亿元，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77.6%；就业人数达到了7451万人，上缴利税962.42亿元，占当时国家财政收入的85%。

可以看出，在当时国有企业数量庞大，规模可观，发挥了支柱性的作用。但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没有任何的经营自主权，这不利于企业经营者和职工生产积极性的发挥，从而导致国有企业长期在低效率的状态下运营。

1979年国务院以首都钢铁公司等八家企业为试点，拉开了国企改革序幕，当时改革的关键词就是“放权让利”。这有效地增强了国营企业的活力，一些国有企业也迈开了开放引进的步伐。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陈锦华：“宝钢建设78年就开始了，生产钢铁1600万多万吨了，大大超过了我们当年的预期，我觉得不仅仅是建了这么一个世界一流的顶尖级的钢铁联合企业，更重要的是宝钢的引进开创了我们发展的一种新模式。”

随后的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公布。提出：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对国有企业进行全面改革，抓大放小，自负盈亏成为国企改革的两大关键点。

原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陈清泰：“因为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个基础上国有企业的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方式方法上发生了一次大的转变，由放权让利承包制作为一个基本的，调动企业活力的一个工具和手段，那么这个时候就开始转向，通过制度创新，机制转换，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

1996年6月，国企改革进入到了产权改革的新阶段，一方面董事会、监事会等公司化治理结构成了国企的亮丽风景，但另一方面大量国企下岗职工再就业的问题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由于社会负担重、历史包袱多、企业冗员严重等诸多问题的困扰，当改革进行到1997年，国企出现了全行业净亏损的局面。

“在1997年，那年中国国务院夏天在北戴河办公以后，完了朱镕基领着我们到辽宁去做考察，有企业去做考察，当时听到汇报的地方汇报的情况，企业座谈的情况，就是一片的声音，就是亏损、下岗、停工，企业还不了债，甚至于就是职工拿不到工资，连吃饭都吃了问题。”

1998年，中央庄严承诺，要用三年时间让国企摆脱困境。为此政府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债转股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到2000年底，“三年脱困”的目标已基本实现。2007年，国有企业实现利润1.62万亿元，上缴税金1.57万亿元，双双创下历史新高。这一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开始用“国际化”这个关键词来定义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布局，央企成为了征战海外的主力军。截至2008年底，共有117家国资委监管的央企发生了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共在全球127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791家，其中盈利企业占79.9%。2009年，在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央企业有24家，比上年增加5家，比2003年增加18家。

新千年开始，在世界经济的潮起潮落中，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世界。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卡迈勒主席敲响了手中的木锤。

会议主席、卡塔尔财政经济和贸易大臣卡迈勒：“部长级会议一致通过。”

中国正式被接纳为世界贸易组织新成员。为了这一天，中国花费了整整15年。 

原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部长石广生：“我们每一个承诺，都是意味着我们的改革，你比如说我们加入以后，我们修改了三千多条法律法规，这是什么，意味着我们向市场经济又迈了一步，这实际上是改革，同时也涉及开发。”

入世后的中国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关注，震惊开始取代怀疑，外国媒体夸张地形容中国的经济改革为“猛虎在超速”。自2001年入世以来，中国平均每年进口近5000亿美元的商品，每年为相关国家和地区创造了1200万个就业机会，这在世界贸易发展史上是没有过的。2006年年底，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这样评价到：“总的来看，中国的成绩是A+”。

“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确实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必然。”

历史的加速度在迅速地改变着中国。入世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更深地融入了全球经济发展的进程。改革开放30年，凭着中国人特有的智慧和毅力，不仅立体地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更为国家和民族赢得了一个广阔的未来。

胡锦涛：“这30年来，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之所以能够发生历史性变化，最根本的就是我们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中国未来的发展也必须靠改革开放。”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中国会怎么样？如果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世界会怎么样？答案应该不言自明。改革开放有着鲜明的中国色彩，被国际媒体称为是“中国模式”，也引发不少国家的效仿。对于中国而言，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我们必须而且也只能靠继续深化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