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6月10号,湖北省沙洋县熊望台监狱的办公室里来了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老人虽然年纪大了点,看上去精神倒也没有什么异常,可是一进门老人就吵着嚷着,想让监狱把正在这里服刑的一个犯人给放出来。
邓学军 湖北省沙洋县熊望台监狱 政委:他没有法律条文来支持这个事儿,但是我们关心关注这个事情怎么办,要依法进行,这个程序怎么走,按照哪个渠道走,也是一个探索,但是必须在依法的大框架上来进行。
监狱方面的负责同志向来人解释着相关的法律规定,只见一直坐在一旁低头不语的老人突然做出一个举动。
老人名叫马桂林,家住河南邓州文渠乡马庄村,在当地村民的眼中,这个马桂林为人忠厚耿直,在大家心目当中他一直都很有威望。那么这次老人不惜以下跪来向狱警求情,难道是司法机关当初办错了案?抓错了人?马桂林说,案子没办错,人也没抓错,但是现在监狱方面必须答应自己的要求,放这个人出来,否则自己小儿子的性命就保不住了。
马桂林:要不是这样,过不了这一夏,这个儿子就不行了。
马桂林的儿子名叫马启长,早在1993年,还不到十七岁的马启长就只身一人离开河南老家,到新疆做生意。
马启长:就是租的房子,就是羊买回来,宰了之后,往饭馆一送,再出去再跑着买、挣钱。
渐渐地马启长在新疆扎下了根,也成了家。
李华 马启长的妻子:他做生意有头脑,干啥东西反正在我们那个地方他做的生意真的比别人都好得多。
结婚以后两个人有了两个儿子,之后马启长的生意越来越顺,小日子也过得很滋润。可是,2007年6月,刚满三十一岁的马启长突然感到身体不适。
马启长:我媳妇那天闲了说把垃圾清一清吧,我说可以,我帮着清了三车垃圾,回去就困了,没有劲,身上一点点劲都没有。
李华 马启长的妻子:他刚开始有点儿上不来气,就跟我说,我说你去打打针吧,他想着可能他爸爸有气管炎,他想可能像他爸爸那样有气管炎了,我说那你去输输水吧,打打点滴,他就去了。
因为身体一直很好,马启长并没有把这次的不舒服当回事,可是在家附近的诊所里输了两天液,症状不但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严重。
李华:打了几天越打越严重,然后晚上回来就不能躺到床上了,就拿个凳子坐到外面,坐到外面我就陪着他坐到外面,然后他一直坐一直坐,难受还是不行晚上就躺不下去。
在妻子的一再要求下,马启长到医院做了全身检查,两天后,检查结果出来了,马启长得的是尿毒症。
李华:我想着咋会就摊到我们身上了呢,我想着我说好好的,平时也没有病也没有啥的,都挺好的,身体可好了,我说怎么会那样子呢,我就想不通,我不敢跟他说。
马启长:她在外边哭过了之后,她进来擦眼泪。我自己心里边有感觉,我就问医生,我说赵医生,我这个性子也比较急,在那儿住了十几天了,也没什么效果。
马启长意识到自己得的是不治之症,再三追问下,医生告诉了马启长,并说针对尿毒症,目前还没有特别好的治疗手段。
马启长:他说这个病反正是不好治,他说这个病只有是要么透析,第一要么透析,第二换肾,只有这样子才能保住你的生命。
医生告诉马启长,通过血液透析和换肾的治疗可以维持生命,如果治疗效果好的话,还可以从事一些轻体力的劳动,这让马启长在绝望中重获一线希望。这几年靠省吃俭用,夫妻俩有了十几万的积蓄,马启长决定在新疆住院,一边透析一边等待合适的肾源,做换肾手术。为了不让年迈的父母担心,马启长一直没有把得病的消息告诉他们。
马启长:好几个月了没有给家里通过电话,我爸跟我妹妹说,这经常你二哥也不打电话,以前经常打电话,现在一个电话也不回来,不想着两个老人了,就这样说。实际我每次都想着我爸妈,想着不敢往家打电话,一打电话哭,忍不住。
然而,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一直没有合适的肾源,而马启长的病情越来越严重。渐渐地,远在河南的父母,从女儿那里得知了儿子患病的真相。
马桂林:我们闺女一说这话,我就马上打电话,我说你赶紧回来。
马启长:我爸要给我捐肾,我不愿意。最后我爸说不是我的,就是你妈的,就我们俩,看谁能给你捐,就给你捐。
在家人的一再劝说下,马启长回到河南老家,一家人就把马启长送进了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查看了病情,医生建议马启长尽快做肾移植手术,马启长的母亲执意由她先做配型检查。
马启长:我妈的,拍那个肾 一个肾大,一个肾小,用不上,不符合。一说不符合,我爸要坚持,我爸要给我换,我说算了,不换了。我妈已经检查了,换不成,我说算了不换了。家里活全靠我爸一个人干,我说算了,我不换了。
但做父亲的坚持要给儿子换肾,三天后,父子俩的配型结果出来了,很成功,但是医生不同意,因为马桂林已经六十多岁了,他的肾脏已经不适合做肾移植。
马桂林:就是大夫说老了,好像肾缩小了,好像机器零件老化了,就是换上去也不起什么作用,医生说就是换到他身上,他也得不到什么效果,不行,你的身体坏了,他也救不出来,换不成。
马桂林说,那时候他听医生这么一说,简直就像天塌了下来一样,绝望了。看到这儿,您可能会说,马启长不是还有一个妹妹吗?马启长的确有一个妹妹,可是这个妹妹是马桂林夫妇领养的,根本没有血缘关系。眼看着儿子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几乎绝望的马桂林想到了一个人。
马桂林:大儿子离开家四五年了吧,三四年了,他们一家子在湖北沙市(沙洋县)开塑料厂,他就给他们帮工干活。
原来,马启长还有一个哥哥,名叫马启征。四年前,大儿子马启征去湖北找活干,可是这一去就杳无音信,直到一年前马桂林突然收到了一份湖北省沙洋县人民法院的判决书。
马桂林:后来判了刑,发给我一个判决书,我也气他,我说好吧,算了,如果我说你也不听,有人管你,这下你可不跑了。一年多没找他。
2006年10月,马启征因伙同他人偷盗电缆,被沙洋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判决生效后,沙洋县人民法院曾经给马桂林寄过一份判决书,但马桂林识字不多,只知道儿子被判了刑,具体服刑地点并不清楚,因为恨儿子不争气,马桂林从来没到监狱看望过大儿子。
马桂林:我也不跟他通电话,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
如今,为了救小儿子马启长,父亲马桂林决定亲自到沙洋县寻找大儿子马启征。
马桂林:去沙洋,沙洋大牢多了,在哪个我不知道。
马桂林连续去了两次沙洋,找了半个多月的时间,依然没有大儿子的一点消息。
马桂林:这是唯一一步路了,不找他也不行了。不找他换不成也没办法了。
就在马桂林几乎要放弃的时候,在沙洋工作的一个亲属传来消息,马启征找到了,他正在当地熊望台监狱服刑。
大儿子终于找到了,马桂林觉得小儿子又有了一线生机,他一刻也不敢耽误,立刻动身赶往沙洋县熊望台监狱,一路上马桂林的心里既兴奋又紧张,大儿子找到了,可是他能愿意给弟弟捐肾吗?
马桂林:我想着不一定。问一问,他同意了,我们就进行下一步。不同意,也就了了,不再找他了。也有可能不同意,这个事不好说的事。
2007年12月20号,怀着忐忑的心情,马桂林在熊望台监狱见到了阔别多年的大儿子马启征。
马桂林:隔着玻璃他说,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我说我都跑几遍了,我可问着你了。我说启征啊,你弟弟得了肾病了,你看能不能给他捐个肾。你要是不同意,我也没办法。他说,行,我和我弟弟换。
马启征没有丝毫犹豫就同意给弟弟换肾,一家人喜出望外,马桂林马上找到监狱负责人说明情况。
马桂林:监狱里还行,对我们还是同情,说这个事看他同意了,以后还要看他这个血型能配不能配。
马桂林没想到事情会进展的这么顺利,他马上给马启长的主治医生打电话,希望能尽快给马启征作配型。接到电话,医生马上带着马启长一起赶到了沙洋熊望台监狱。
马启长:到沙洋去了之后,我跟哥见面,我们两个见面抱着也哭了一场,哭了之后坐那儿陪了一会,沙洋医院过来进行抽血,血采完带上就走了。
马桂林:据大夫说,弟兄之间、 姊妹之间配不上的少得很,配不上的少,配上的多些。
记者:你觉得希望还挺大的。
马桂林:对,有这样的希望,希望还是抱得不小。
三天之后,马启征的配型结果终于出来了。
葛永超:经过检查马启征和马启长组织配型,HRA是符合的,做了淋巴细胞毒试验也是符合的,所以哥哥马启征完全具备供肾的条件。
马启长:葛主任说,马启长恭喜你,你哥这个配对配得太好啦。我当时心里边也非常高兴,我说我们这一家人终于有救了。
马桂林:我心里也是不好受啊,手掌手背都是肉,把这个孩子救了把那个孩子害了,身体也不好了,但也没有办法,只要救了都死不了,哪怕做不了重活做个轻松活,有个生命。
马启征不但同意给弟弟马启长换肾,而且配型也十分成功,虽然心疼大儿子,但医生解释捐献一个肾脏对以后的生活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想到可以救小儿子一命,马桂林的心里稍稍一有了一丝安慰。一切都看似水到渠成了,然而,此时马桂林忘记了,现在在两个儿子之间,其实还隔着一道墙。
一拿到大儿子的配型结果,马桂林马上赶到了沙洋熊望台监狱,向监狱提出,希望能让马启征先出来一段时间,等捐完肾再回到监狱继续服刑。
马桂林:我把我大儿子的衣裳都买了,得有换洗的衣裳,劳改犯不能穿着劳改的衣服出来。我说有希望了,衣服也拿着去了。到了那儿说又不行了,又放不出来,我的心啪一下子,哎呀,真难哪。
监狱方面说现在放马启征出狱,他们作不了主,必须上报湖北省监狱管理局。
马桂林:我说各位领导,我来替我孩子劳改,那法律上不允许,咱也没文化,我来替他劳改,让他回去给他弟弟换换肾,救他的命。
一连等了四个多月,一直得不到监狱的答复,眼看着全家人唯一的一线希望也要破灭了,马桂林再也等不下去了,他决定直接去湖北省监狱管理局问个究竟。
马桂林:这个情况跟他一说,不行,他说我办不到。我头上还有人管我,管不了。
监狱管理局的态度让马家人彻底绝望了。
眼睁睁地看着一条生命危在旦夕,如今有了肾源为什么不能做呢?其实,像马家兄弟这种情况,湖北省监狱管理局也是第一次遇到,他们也很同情,所以之前他们尽力在规定允许的范围内,帮助马家兄弟在监狱里做了配型。可是,马家提出要让马启征离开监区作手术,却于法无据。
马家曾托一位曾经在南阳市监狱管理局工作过的人到沙洋县监狱管理局和湖北省监狱管理局联系此事。监狱管理局解释,就在2006年司法部曾经下发一个文件,其中明确提到,在国家对罪犯自愿捐献人体组织、器官作出规定前,不宜在罪犯中开展类似工作。
张富太:比如说这个人出去了以后,他是不是真的配型,是不是他那个对象(弟弟)是不是真的肾坏死了。再有一个,出去了以后,如果不是,会不会有其他企图,要出去报复,或者是重新作案,等等这些因素,这个可能都存在。
还有其他可能,罪犯会不会在此过程中逃逸,或者在手术的时候出现意外,一旦发生这些怎么办,这也是问题。此外,并不是马启征自己患重病,而是他的弟弟患病,也不符合保外就医的条件。虽然张富太几次三番去说明患病是实情,现在这是唯一的希望,但得到的答复依然是:没有法律依据,不能批准。
张富太:因为啥,这个东西好像是咱们这个法律没有明文支持这个事情,所以说他做,他如果把这个事给做了,他担责任,这个也可以理解吧。
马桂林:我换我的肾用不上,(大儿子)劳改法律上又不允许(放出来),我买又没有钱给他买,只能等着死,没有办法了。
没有法律依据,虽然说配型成功,但马家人只能眼睁睁看着不能手术,那段时间,马启长靠每三天一次的血液透析维持生命,这已经是他身体能承受的最大限度,眼看着儿子身体和精神也一天不如一天,马桂林心急如焚。
马启长:我说再也不要去找了,找谁也没有用。我说咱不找了,回去,我就这样慢慢等死吧。我说还有几万块钱,我说干脆这个样子,我叫李华带点钱回去,我自杀了在家里,我就有这个想法,根本都没有想再活。
监狱方面既同情,但又限于现行法律,不能破例,所以一直没有给出明确答复,当地媒体开始出现有关马家兄弟遭遇的报道,之后全国各大媒体也相继关注起这起情法两难的事件。
今年6月10号,十几家媒体记者,跟随马桂林再次来到沙洋熊望台监狱,于是便有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
记者:大家对这个特别关注?法律既然是人制订的可以灵活一点,生命很重要,你们这方面有压力吗?邓学军:这个我不多谈这个事儿,你们谅解谅解。记者:他这个时间大概能拖多久?我们想替马启长问一个大概的?
邓学军:这个拖不拖不是我说了算,多长多短的时间不是我能够说的算的。但是我给你答复已经很明确,我们正在积极的依法进行当中。
司法部曾经下发文件,提出不宜在罪犯中开展捐献人体器官等类似工作,考虑得因素应该很多,但不宜和不能应该是有些区别,另外现在马启征这种情况,他的弟弟是真的急等待进行肾移植,而马启征又自愿捐献。就这起事件遇到的情法难题,我们采访了法学专家。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说,刑法措施,只是对一个人的人身自由作出限制,如果刑事判决中没有剥夺他的其他权利,比如政治权利,受教育的权利,财产权利,以及检举控告申诉等社会权利,那他依然享有这些权利。
马怀德 中国政法大学 副校长:所以像本案这个当事人,我看他是在人身自由受限制期间,他要申请行使他的其他权利,其他自由。这个自由就是我给我弟弟换肾,我行使这样一个权利,是不是要受到严格的限制。我想只要不危害社会后果,不产生危害社会后果的这种结果,没有危险性的话,应该从人道主义的这个角度出发,从人性化管理,监狱管理这种角度考虑。
不过有些权利行使的时候可能会与限制他的人身自由相冲突,就要具体对待,由于现行法律还没有对马家兄弟这种情况做出明确规定,监狱方面的作法也能理解。
马怀德 中国政法大学 副校长:那么司法部、司法行政机关它是适用监狱法的刑事诉讼法的执法机关或者行政机关,所以它本身没有对法律的解释权。但它在适用过程中提出指导性的意见、建议,我想对下级监狱管理机关,乃至监狱还是产生一定的约束力。
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监狱的作法似乎只能如此,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吗?马启长的主治医生说,按照马启长现在的身体状况,如果再不马上进行肾移植手术,他的生命可能只能再维持两三个月左右。马启长就只能眼睁睁看着死神一步步逼近吗?就在6月11日,马桂林突然接到了监狱打来的电话,告诉他,马启征可以回家了。
6月11号下午三点多,在狱警的陪同下马启征回到了家。
相隔了一天,情况就出现如此大的变化,监狱方面为什么会突然同意马启征离开监区给弟弟捐肾呢?
马启征:法院裁决了,法院的审判长后来跟我说,符合这个假释材料,为我弟弟捐肾。监狱里面参加工作十几年,从来没见过,你是第一次。
原来,到2009年6月,马启征的刑期已经执行过半,并且在狱中表现良好。在马家提出请求让马启征暂时离开监区做捐肾手术后,监狱方面也慎重考虑,经过研究向当地法院提交了对马启征假释的建议,经法院裁定,马启征符合假释条件,予以假释。
马桂林:哎呀,我高兴了这个有盼头了。
马启征回家后的第二天,正逢马启长到县医院做透析的日子,从前都是独自一人的马启长第一次有了哥哥的陪伴。
在家短暂休息了几天后,6月16号在南阳当地一个车友会的帮助下,马启长和哥哥马启征来到郑州,准备接受换肾治疗。一下车,马启长见到了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妻子李华和两个年幼的儿子。
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兄弟俩还要做进一步的全身检查,如果两人都没有禁忌症的话,一到两周后可以进行肾移植手术。哥哥马启征的假释来得太及时了,弟弟马启长有了重生的希望。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我们想到一个问题,如果马启征入狱服刑不到一半儿,或者马启征在狱中的表现不好,不符合假释条件,那么,这件事的结局又会是什么样呢?采访中专家提到,马家兄弟的情况虽然是个很特殊的个例,但这个案例也提示我们,在立法工作和法律实施的人性化方面,还有待完善,罪犯虽然被限制了人身自由,但在法律没有剥夺他的其他社会权利的情况下,执法机关可否考虑在特定条件下以其他一些方式,来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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