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苞忆深圳特区往事：生产搞上去,偷渡降下来

　　方苞忆深圳特区往事,回味改革之艰辛,鼓呼改革之共识——

　　“广东能够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靠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当年解放思想抓得好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日前的一个下午,伴着一杯清茶,这位参与深圳特区初期创建和广东早年改革开放的见证人和推动者接受了记者专访。

　　人物简介

　　方苞,深圳经济特区初期创建者之一,1974年,任惠阳地委副书记兼宝安县委书记；1979年1月,宝安县改为深圳市,任市委副书记,1984年调任珠海市委书记；随后又先后担任广东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

　　借着解放思想搞生产

　　特批派遣20名青年农民留宿“香港那边”学养鸡

　　“三个五”政策被当作“慕洋、向洋、靠洋”,不少县领导和中层骨干被当作走资派

　　宝安每年供港活鸡数量从4万只上升到1000万只。不少养鸡户年增收5万到10万元,轰动一时

　　宝安农民看到了发展前景,就不偷渡香港了。过去非法出境居港的同胞也逐渐回来定居了

　　记者:弹指一挥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入第30个年头,广东从一个经济较落后的省份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强省。作为深圳特区的创建人之一,您有何感受?

　　方苞: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思想解放先行,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广东的今天。广东能够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靠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当年思想解放抓得好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广东省委认真抓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思想路线上拨乱反正,大力平反冤假错案,使大批干部放下了思想包袱,解除了后顾之忧,这些干部在特区初创时期和广东的改革开放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实现了小平同志的要求,形成了“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局面。

　　记者:思想解放对广东当年的改革开放,在哪些关节点上起到过作用,您能不能结合当时工作实际给我们详细讲讲?

　　方苞:宝安县毗邻香港,双方群众往来密切,文革期间搞“政治边防”,把上世纪60年代初期那些有利于发展边境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边境小额贸易,过境耕作探亲“三个五”政策,当作“慕洋、向洋、靠洋”,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来批,割“洋”尾巴,全部取消,不少县领导和中层骨干被当作走资派,挨批斗,有些被关进监狱。

　　此后,边界两边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宝安县劳动力偷渡香港日渐增多。1974年1月我到宝安上任时,上级给的任务:把生产搞上去,把偷渡降下来。当时,我们经常到农村蹲点、“三同”、调研,听到基层干部群众强烈要求恢复文革前的边境经济政策。

　　但是“四人帮”天天在批资产阶级法权,批右倾翻案风,我们头上的“紧箍咒”未除,谁敢冒此风险!

　　1978年全国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广东省委、地委、县委在揭批“四人帮”的同时,联系实际整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肃清“两个凡是”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干部逐渐认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带来的弊病,大力推动了思想解放。

　　“紧箍咒”除去了,我们就不断向到宝安视察的中央部委领导、省委领导反映基层干部群众的强烈要求,习仲勋、刘田夫同志听到了反映,很重视,指定黄静波同志和我们研究落实,从1979年2月开始,过去的边防经济政策得到了恢复和进一步发展。这是早期迈开改革开放步伐的一个事例。

　　1978年4月,国家计委、外贸部联合工作组到宝安规划建设供港鲜活产品出口基地。出口活鸡创汇多,也有利于农民增加收入,但当时传统方法养鸡,能养上百只鸡的农户很少,听说香港新界不少农户年养鸡规模达5万到10万只,在思想解放的推动下,我们帮助界河边我方莲塘村学习香港养鸡经验,到新界我方插花地上办了个年出栏量5万只鸡的鸡场。

　　当时因怕群众非法出境,边境管理是不允许社员留宿境外的。我们就派县委副书记专程向公安厅长王宁同志汇报,经特批派20名青年农民留宿境外,驻场饲养,后又组织县内乡村农民分批驻场学习,莲塘境外鸡场就成为宝安县办养鸡场的培训基地。约十年时间,宝安每年供港活鸡数量就从4万只上升到1000万只。生产者每出口一只鸡可获得纯利2元多,不少养鸡户年增收5万到10万元,轰动一时。

　　同时,引进港商投资挖鱼塘、种菜,供港活鱼、果菜增长数十倍,农民收入也随之大增,新种荔枝数万亩,丰收且年售价又高时有的农户年增收二三十万元。宝安农民看到了发展前景,就不偷渡香港了。过去非法出境居港的同胞也逐渐回来定居了。从而解决了20多年未解决好的群众性偷渡问题。这是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的结果。

　　深圳工业化起步

　　“三来一补”曾被指“帮外商占领市场”

　　我们按照习仲勋同志到宝安调研时说的,只要对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有利,就大胆去干

　　“三来一补”形式,既适应港商的要求,也适合当时的农村生产力水平和农村干部素质

　　记者:深圳的工业化起初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听说“三来一补”模式最初曾遭受不少非议和责难?

　　方苞:是的。深圳今天的工业化是从“三来一补”起步的。1978年办外贸基地时,我们就开始以“三来一补”形式引进外资办工厂。初期,大都是劳动密集型的,手工操作的,而且审批时间长,遇到的麻烦多,遭受不少非议,说是“夕阳工业”,“引进剥削”,“挤占了我们的配额”,“帮助外商占领市场”,“让外商赚钱太多”,“三来一补层次低,不如合资、独资、自办工业好”等等。

　　解放思想使我们顶住这些非议和责难。我们按照习仲勋同志到宝安调研时说的,只要对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有利,就大胆去干。

　　当时进来办厂的多是小资本家,而且多是把在香港的工厂搬进来办。“三来一补”形式,既适应港商的要求,也适合当时的农村生产力水平和农村干部素质。如果当时我们要求太高,资本少和技术含量低的港资企业不让进,资本雄厚和技术含量高的外资企业又怕我方政策多变,嫌我方投资环境不好不愿进,我们就迈不开引进外资办工业的步伐。由于“三来一补”企业盈利增多,不断增资扩产,升级换代,还吸引更多的外商进来,工厂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从手工操作、半手工操作、劳动密集型到半自动化、自动化和高新技术转变,从“三来一补”向合资、独资、外引内联相结合等多种合作形式发展,深圳市工业化就迅猛发展了。

　　三个结合共铸改革共识

　　避免给某些权贵提供侵吞改革成果的机会

　　纠正“把GDP增长率作为衡量政绩大小的唯一标准”和“把发展是硬道理看作是不顾条件和后果的硬发展”,避免“政绩工程”大量耗费改革开放的成果

　　基层干部长期实践在第一线,最了解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违反科学发展和体制方面的弊病,领导机关要克服官僚主义和衙门作风,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调研

　　我们已经有了3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经验,今后有可能也有必要在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基础上上升到完善民主机制和完善监督机制的层面上来

　　记者: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社会利益格局日益多元化。近年来,有人批评,部门利益、权贵利益等占有了太多改革开放的成果,社会上对改革的争议和分歧也一度比较大。

　　要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果实,我们应该怎样解放思想,共铸改革开放的共识?

　　方苞:我认为,要做到三个结合。

　　一是务虚与务实相结合。实践证明,联系实际务虚,才能有效地提高认识,达到真正的思想解放；深入实际调查,才能了解问题的本质和原因,达到实事求是,有的放矢；发扬勇于实践和敢试敢闯精神,才能针对现行体制存在的某些弊病,使改革取得新的突破。

　　根据十七大精神,首先要认清违反科学的发展观的害处,从“GDP崇拜”中走出来,纠正“把GDP增长率作为衡量政绩大小的唯一标准”和“把发展是硬道理看作是不顾条件和后果的硬发展”,避免“政绩工程”大量耗费改革开放的成果,避免给某些权贵侵吞改革成果提供可乘之机。通过剖析典型事例,总结正反经验,使人们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要性,政绩工程与权贵侵吞改革成果的危害性达成共识,以推动解放思想落实到践行科学发展观和深化改革层面上来。

　　二是领导与基层相结合。领导干部带头解放思想,营造一个让人敢讲话,敢试敢闯的环境,对一个地区的思想解放起关键作用。

　　领导干部的思想解放,也须吸纳来自基层干部、来自人民群众和来自实践的动力。基层干部长期实践在第一线,最了解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违反科学发展和体制方面的弊病,他们的思想解放、实践、意见和建议,有助于领导机关的科学决策和思想解放。领导机关要克服官僚主义和衙门作风,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调研,深入实践检验决策是否符合科学发展观,到基层干部和群众中去听取意见,增添动力。领导与基层相结合,有利于思想解放,有利于深化改革,有利于落实科学发展观。

　　三是完善民主机制与完善监督机制相结合。

　　违反科学发展的决策,某些权贵大量侵吞改革成果的腐败问题,既与决策时缺乏民主有关,也与缺乏监督有关,落实科学发展观和防治腐败需要完善民主决策机制,也需要完善监督机制。发扬民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预防和惩治腐败,是我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完善监督机制,是完善民主决策机制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性质所决定的。

　　我们已经有了3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经验,今后有可能也有必要在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基础上上升到完善民主机制和完善监督机制的层面上来。我们要解放思想,发扬敢试敢闯精神,积极、稳步地进行探索。当完善民主机制和完善监督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更加有效地继续推进深化改革,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预防和有效地惩治腐败,防止大量改革成果为权贵所侵吞。

　　心牵广东三农

　　力荐农村职业教育让农民有一技之长

　　广东省近五年来不少山区市、县举办的创业青年培训班,这种成年职技教育形式也具普遍推广价值

　　记者: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但也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您对此怎么看?

　　方苞:我认为,三农问题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是困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瓶颈,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点、难点、关键点。

　　30年来,历届省委、省政府为解决三农问题曾采取过许多重大措施,比如发动和组织珠三角地区挂钩扶贫,省直单位蹲点,帮助修通公路,发展经济,组织青壮年劳力到珠三角地区务工等等,虽有效果,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据有关资料,全省仍有2000万人没有摆脱贫穷,近2000万失地农民缺乏生活保障,近2000万进城务工农民收入依然较低。根本原因是农村综合改革的力度不够,农村综合改革相对滞后,特别是通过改革和发展农村教育去提高农民素质的力度很不够,欠发达地区初中毕业生未能升学所占的比重很大,他们缺乏一技之长,盲目流入城市,增加城市负担和治安压力,据十个地区调查,未成年人犯罪被判刑的,近五年年均增长率,最高的县(市)141%,最低的18%,四个市、县在60%左右。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农村综合改革。首先要抓好农村教育改革,大力发展山区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学制可缩短,投入同等职教经费可加快农村职技人才培养步伐,阳山县探索一年制职技教育,可使政府投入的职教经费增加三至七倍的效益。建议有关部门调研、评审能否在其他山区市、县扩大实验。我省近五年来不少山区市、县举办的创业青年培训班对于推动现代农业科技普及和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和产业化经营也取得明显效果,这种成年职技教育形式也具普遍推广价值。

　　其次,农村金融改革要积极试点,为现代农业发展和农业产业化经营提供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还有,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也要改革,以维护社会稳定。（记者　周志坤）

责编：王玉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