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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称既得利益话语权大致改革政策难以出台

发布时间:2012年01月20日 07:09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金羊网-新快报 | 手机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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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年前的1月18日,邓小平同志开始为期35天的南行,其间发表了史称“南方谈话”的重要讲话。

  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国家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任玉岭表示:“从长远看,邓小平这个讲话仍然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指引我们前进的一盏明灯,是我们在现代化建设征途上、振兴中华的道路上应该遵循的一个方向。”

  任玉岭还就发展转型、贫富差距、既得利益等热点话题进行了详细解答,并提出“七个不能持续”和“八个必须转变”,坦承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有点勇气和胆量”。(本版文图据《东方早报》)

  国务院参事任玉岭谈改革“雷区”既得利益话语权大改革政策难以出台

  有必要再学南方谈话

  记者(以下简称记):今年是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20周年,在您看来我们应该如何纪念?现实意义又在哪里?

  任玉岭(以下简称任):从长远看,邓小平这个讲话仍然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指引我们前进的一盏明灯,是我们在现代化建设征途上、振兴中华的道路上应该遵循的一个方向。

  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理论的集中体现。南方谈话体现了实事求是,明确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念。所以在20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动员全国对南方谈话再学习。

  20年前邓小平南方谈话时,我刚好到北海市出任副市长两年多的时间。南方谈话对北海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南方谈话的背景是:当时经济出现了困难,“左”的思潮重新泛起。当我引进日本捐资改造一个中学,教学楼建起后,有人把我告到外交部,说我卖国。就连农民工外出打工都遭到各地堵截限制。如此等等,“左”的思潮泛起,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

  邓小平讲话以后,明显克服了一些“左”的干扰,全国出现了经济大发展的新局面。

  转型重在转变投资方向

  记:目前从政府到各行各业都在主动强调转型,“转变发展方式”、摆脱“GDP崇拜”等,您认为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是什么?

  任:高消耗高污染的转化是必然的,但我个人觉得真正需要转变的还有投资方向。

  比如说,一些大城市不接受农民工,不能给农民身份保障,那么政府就别再向这些大城市投资了。农民工是随着投资和项目流动的,大城市占了大量投资,用了大量土地,你不接受农民工,要农民工在小城镇去买房,这既浪费了国家土地,又增加了农民工负担。为改变这种情况,就要坚决控制向大城市投资,调控资金投向欠发达地区,投向小城镇。

  尤其不能通过占补平衡土地,让大城市吃掉小城市的土地指标,吃掉欠发达地区的土地指标,进行违背经济规律的发展,使本来应该向欠发达地区向小城镇流动的项目仍然引向大城市,从而剥夺小城市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

  劳动力或作为资本参与分配

  记:邓小平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您认为,什么是共同富裕?现在“富民”是否已经成为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的关键课题?

  任:在我看来,在中国70%人口要达到共同富裕是应当考虑的,把他们作为中产阶层来发展。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年收入达到六七万元是中产阶层。在我看来,只有这个人数达到总人数的50%,才能构成中产阶层,这样才可以形成收入的橄榄形结构。现在中国的收入结构,就像一根棍子举一个大草帽一样,绝大多数人还处于低收入状态。

  富民的观点是对的。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因收入低下造成社会问题增多的情况下,要考虑我们的富民政策。

  首先要考虑的是分配制度。虽然整体工资有了大幅度提高,但其在GDP所占比重与1990年代相比在下降,这是不应该的。广大一线劳动者收入过低,不是仅靠一些救济和中央转移支付就可以解决的,最终是要靠劳动分配,提高工资比重。社会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按劳分配。我们现在是过分注重资本分配,资本在分配中的权重过大,是民众收入偏低的重要原因。

  现在有人提出要考虑将劳动力作为资本参与分红。这是马克思当初没有提及的,但是确实很值得研究。现在工人只是被雇用,拿的工资是雇用费,没能享受到企业红利。我们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应该让劳动者把劳动力作为资本,参与企业红利分配。这个问题可供理论界展开讨论。

  遗产税有助缓解社会乱象

  记:要进一步改革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的关键是什么?有人认为,这一改革就是政府要减少自身和国企的收入,那必然动力不足,您怎么看?

  任:党的十五大就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在我看来财富是一个恒数,我们有那么多人口,蛋糕怎样切,这是改革收入分配的关键。少数人占有过多,必然造成多数人穷,因此要从少数人占有过多改起。在我们老龄人口将过2亿,社会迎来“四二一”人口格局情况下,需要提早为我们的第三代考虑他们的负担问题。

  在我看来,国家要制定遗产税。我觉得如果有了遗产税,大家的发展都是为了社会,这时候,很多事情就好办了。现在机制问题没解决,大家都在拼命赚钱,拼命为亲属、为子孙找钱,不仅导致人情关系代替了政策,而且也为贿赂腐败埋下了祸根。现在很多社会乱象实际与没有遗产税有关。

  国有经济不能完全利益化

  记:近年来,有关“国进民退”、“国退民进”的话题不时地成为热门话题,这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分界线究竟在哪里?

  任:根据当今发展实际,我认为需要用两个层面来理解计划和市场的关系。第一个层面是存量和增量要相区别,存量的这一部分,我觉得可以放开,让它继续市场化。增量,即新增加的项目应该有计划,需由国家来引导调控,搞好顶层设计。另一个层面是国有和民营要区别开来,国有经济要靠政府调控,民营经济可以在政府指导下进一步市场化。国企应更多地接受政府调控,使其为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多做工作。国企不能想投资什么项目就投什么项目,也不能想去哪儿投资就到哪里投资,国有经济要考虑到地方的发展需要,而不能完全利益化。

  处理好存量与增量的关系及国有与民营的关系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记: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困境是什么?

  任:这些年我每年都要跑20多个省市调研,根据我的直观感受,两年前我总结出七个不能持续和八个必须转变:

  七个不能持续是:

  一、依靠国内市场产品外销为主不能持续。

  二、依靠农民工的低工资,靠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竞争不能持续。

  三、产品技术落后,附加值过低不能持续。我们为世界上每人生产两双鞋,3.5套服装的产业状况必须改变。

  四、对国外技术依赖过高,自主品牌过少不能持续。我们有很多的产品,都是贴牌生产,产品利润的绝大部分被外边拿走。像我们数控机床有40%的营业额是要拿出来给外国交专利费的。

  五、经营粗放、高消耗、低产出不能持续。

  六、二氧化碳排放过大,能源消耗过高不能持续。

  七、环境污染严重,损害生态不能持续。

  “八个必须转变”是:

  一、中西部发展滞后,区域发展差距过大必须转变。

  二、农村一家一户经营模式落后,城乡差距严重必须转变。

  三、城市化推进不力,城市化率过低必须转变。

  四、劳动分配比重过低、基尼系数过大必须转变。

  五、服务业发展缓慢,第三产业比重过小必须转变。

  六、社会保障滞后,公共服务不公平必须转变。

  七、民生问题突出,住房、教育、医疗服务同百姓收入脱节必须转变。

  八、文化发展重视不足,文化产业滞后必须转变。

  “既得利益集团”涉多方面

  记:《人民日报》刊文指出,如果说改革之初要突破的是思想“禁区”,那么今天的改革,要突破的则是利益“雷区”。“能否革除那些久改不革的积弊,推动那些久推不转的工作,关键在于敢不敢触动既得利益。”在您看来,“既得利益”主要指什么?当下中国是否存在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主要有哪几种?这个既得利益“雷区”的突破口是什么?

  任:所谓“雷区”,实际就是既得利益问题。现在中央很重视改革,但是很多改革遇到了既得利益的阻拦,或是政策难以出台,或是出了台也无法实现。

  比如,我们的住房,为什么房价涨得这么高,政府出台的文件还少吗?一个接着一个。但是这些文件就是贯彻不下去。某些既得利益者话语权大,他们一反对,一些文件就停止了。2007年出台的两个70%,70%的土地给保障性住房,70%的土地盖小户型。政策很好,但谁执行了呢?没有!

  既得利益集团不是固定某些人,而是涉及多方面。医改推不动,是医疗方面有既得利益者,择校费改革推不动,是在教育方面有既得利益者。

  又比如说,招标采购的混乱与腐败,也是因为其中有既得利益者。还有灰色收入,改革难,也是因为有既得利益者。我们现在的灰色收入,占GDP的比重很大,谁能拿到灰色收入?绝不是普通工人、农民和各方面的普通工作人员。正因为拿灰色收入的人有权势有地位,所以灰色收入改也难。

  记:有学者认为,近几年来,相对于中国的发展,改革的步伐应再快些,您怎么看?

  任:中国所有问题的解决,一靠发展,二靠改革。但改什么,革什么?我认为十分需要找准“靶子”,需要切中时弊。

  在我看来,需要特别重视四大差距问题,推进新的改革,四大差距即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人均收入差距。实际上这些都需要下决心进行改革。而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有点勇气和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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