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则新闻再次引发公众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关注。一是在陆家嘴论坛期间传出的消息。上海今年6月上报了“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试点”方案，有可能在年内获批。税收递延养老保险有利于鼓励个人进行自主的养老保险投资，弥补现行基础养老金替代率不足的缺憾。

　　另外一则消息是河南邓州市16年前曾出台政策，为农民办理养老保险。但当时缴费的农民至今没有领到养老金，当地正在协调解决此事。根据当地有关部门的解释，当年本指望农民交的钱存到银行，积少成多，若干年后生成利息给农民们养老，可那些年银行利率很低，又没好途径让钱生钱，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这两个消息虽然涉及区域和城乡差别，但其反映的核心话题却是指向同一个：如何优化现有养老金制度，保证投资回报率，让民众老有所依、老无所忧，更体面地安度晚年。

　　中国现行的基础养老保险制度，由公务员系统的退休金制度，1997年建立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近年建立的新农保和城镇居民保险等四个制度共同构成。其中后三者构成了覆盖中国大多数民众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应当承认，这些制度基本解决了困扰中国几个世纪的普通民众老有所养问题，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但也要看到，这些制度还存在着缴费率高、投资效率低、结构不合理、财政补贴多等不足之处，企业、个人、社保和财政部门都存在着不满情绪，亟须尽早顶层设计，为中国长远发展考虑。

　　公众对基础养老保险制度的担忧，主要集中在退休后是否能够靠这些养老金过上有质量的生活。按照一些学者的测算，现有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只能实现45%左右的替代率（指劳动者退休时的养老金占退休前工资收入的比例）。很显然，这样的回报率很难让人满意。

　　相比较而言，现有企业职工的养老金缴费率平均为23%左右，企业和职工负担都比较重。财政方面也不得不每年补贴大量资金以弥补亏空，近十年来基本养老保险的财政补贴已超过了1万亿元。

　　另外一个顾虑是，由于历史欠账，我们不得不用现在收上来的养老保险去支付以前退休职工的退休金，从而形成了巨大的收支平衡压力，也导致个人账户资金被挪用。不少年轻人担忧，以后随着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加剧，是否有一天会出现现收资金难以支付退休金的状况。

　　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还存在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主要是过分倚重基础养老保险。按照一家商业保险机构的测算，中国养老保险体系中的第一支柱（基础养老保险）约占90%；第二支柱（企业年金）约占10%。而美国第一支柱约占10%多；第二支柱约占60%多；第三支柱（个人积累）近30%。经济合作组织34国平均二三支柱之和约占养老金储备的80%。

　　以上这些公众的担忧不无道理。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唯一老年人口超过一亿的国家，而且老年人口的抚养比到去年末已经上升到122.23%。养老问题事关中国未来竞争力。在完成养老保险基本覆盖后，我们应该尽早筹谋改善养老保险制度，不能将问题留给后人。

　　首先，应尽快对全国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整体科学测算，站在对历史负责的高度，统筹协调规划中国未来50年或更长时期的养老保险方案。这方面需要建立更高层级的协调机制。

　　其次，应下决心采取措施弥补现有养老金缺口，同时降低企业社保负担。目前中国企业的社保负担约为40%，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加快用国有股填补社保缺口，同时积极采取其他措施填补亏空，将为降低企业社保负担率创造前提条件。

　　再者，应培育多元化的养老支柱，推动商业机构加入养老市场。现在一些商业养老机构面临市场空间小、生存艰难、自我发展能力弱的情况。除了因为企业负担过重导致无力参与商业保险外，还有一个原因是税收扶持政策力度不够。比如，虽然缴纳企业年金少于工资总额的5%的部分可以税前列支，但是对于个人缴费则没有税收优惠。要知道，我国企业年金市场过去6年平均年化收益率达到8.87%，这比基础养老保险的投资收益率要高不少。

　　当然，养老保险难题并非只有中国面临，全世界各国都为此焦头烂额。中国的优势在于我们正值政治稳定、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社保制度也刚刚建立不久，在发展中完善养老制度有良好的外部条件。也正因为此，我们希望能尽快下定决心，加强顶层设计，为中国未来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