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动世界的经营者

　　近日，关于明年养老金缺口达18.3万亿和延迟退休的说法不绝于耳。推迟退休年龄能否解决养老金缺口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更好的制定退休政策，其实，管理大师、自诩为社会生态学家的德鲁克早在1977年就对美国的退休政策发表过很好的建议，今天我们重温一下德鲁克关于退休政策的言论，本文收录在德鲁克著的《变动世界的经营者》（东方出版社）一书里。　　

　　65岁强制退休这一制度应该废止。现在唯一的问题是它将在多长时间内废止，种种迹象表明，这一过程将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快。

　　劳动者常常坚决地反对任何变化，企业和政府则顾虑重重。但是，1977年，加利福尼亚州立法两院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非政府性的用人单位规定固定退休年龄，即便写入了工会合同。不久之后，针对政府雇员的相应法案也相继出台，同时还通过了另外一个法案，将全国范围内所有其他雇员的法定退休年龄提高到70岁。

　　65岁退休政策早已不合时宜。这一政策最早是在大约一个世纪之前，由俾斯麦时期的德国实施，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引进美国。按照现在的健康状况和预期寿命，当时的65岁相当于今天的74岁或75岁。

　　因此，以65岁作为退休年龄，会让很多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的人一下子无所事事。他们要反抗，这是必然的；而且现在他们的人数又增加了不少，总人口中超过10%（约占成年人口的20%）的人年龄已经达到65岁。

　　不仅如此，对于社保和雇主养老金计划来说，以65岁作为退休的固定年龄也日益成为一种无法承受的负担。

　　1935年，当美国开始实施社保政策时，超过65岁的老年人与劳动力人口的比例为1︰9或1︰10；到了1977年，这个比例为1︰3；到20世纪80年代前期则达到了1︰2.5。

　　如果我们继续沿用65岁退休制度，就意味着每个雇员的工资或薪水中将有40%被用于供养退休人员。到20世纪末，这个数字将上升到50%，这在政治上几乎无法承受，也将对经济造成持续的高工资压力，以维持实际工资和购买力。

　　从劳动力供应和劳动力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取消或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观点更有说服力。在65岁以上的劳动人口中，每100个当中约有80个是只有高中甚至更低文凭的蓝领工人。

　　而在即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中，每100个中至少有50个人受过高等教育，他们不可能从事制造、采矿、交通运输或服务业等传统的工作。

　　即便现在的蓝领工人愿意在65岁之后继续工作，传统蓝领工人仍将越来越短缺，除非发生灾难性的大萧条。

　　虽然从政治和经济上来说，改变或废止固定年龄退休政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改变必然会带来非常实际的问题。如果不采取明智的手段，就会给经济带来昂贵的额外成本，并且在就业和个人流动性方面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困难。

　　这还有可能带来严重的劳资纠纷。例如，雇主必须制定一个指标，以确定雇员什么时候不能再胜任工作，必须接受强制性退休。

　　我们将不得不考虑需要采取什么措施来鼓励人们，尤其是蓝领工人推迟退休。我们已经提高了受益人每年继续就业可以从社保中领取的收入金额。私人养老金计划也需要类似的激励措施，甚至可能需要更有力的措施。

　　但是，推迟退休年龄并不能拯救社保制度。我们所能希望的只是阻止情况进一步恶化，使在职人员和退休人员之间的比例保持在3︰1的水平——或者尽可能使其恢复10年前的水平，即2.75︰1。

　　推迟退休的人应该享有什么样的就业权利和利益呢？虽然他们能够领取足够的养老金，但当发生大规模裁员时，他们还应该留在原来的岗位上吗？我们是否应该借鉴日本的做法，将已经达到退休年龄但仍继续留在原工作岗位的员工当做“临时雇员”，而不再为他们提供工作保障？

　　我认为这些雇员不应该继续享有晋升和就业机会的资格，在日本就是这样。但是，如果他们不能因额外缴纳养老金而获益，那他们是否应该继续缴纳养老金和社保呢？

　　此外，他们的健康保险又该如何调整以适应老年保健医疗制度呢？在大多数劳资谈判协议中，雇主仍需要继续为这些人支付全额健康保险费，虽然老年保健医疗制度已经足以支付他们的住院费和医疗费，而且其中大多数人的医疗费也已经由老年保健医疗制度承担。很明显，这一制度需要彻底改变。

　　很多早早退休的人很快就发现，他们真正想要的其实是一个长假。然而，他们已经不能再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可行的方法是提供一个退休计划，让人们拥有选择重返工作岗位的机会，比如在最初的6个月。但是在资历、晋升权、福利以及最重要的养老金方面，他们是否应该被视为新员工？还是根据精算的社会保障金支付模式（actuarial adjustment）将他们恢复原职？

　　最后，对于管理人员和专业雇员来说，取消固定退休年龄会产生完全不同的问题。在这个领域，我们面临的不是劳动力短缺——相反，在未来许多年中我们的劳动力供应将非常充足。但是在这个领域，仅仅体力和脑力健康是不够的，这些职位还需要接受挑战。然而在这些群体中，我们发现大多数中年人虽然在职，实际上却已经退休，正在等待领取养老金。

　　我们不再期待这些人一到65岁就立即退休，他们可能还会继续留在原来的职位上，我们必须系统地为他们安置第二职业。假如没有这种组织化、系统化的工作，那么废止固定年龄退休的规定将会成为管理类员工和专业人员的严重问题。

　　无论是全面废止固定年龄退休制度，还是暂时满足于推迟退休年龄，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种变化跟40年前大众工会主义所引发的变化一样痛苦。管理者和劳动者都在不利的情况下故作镇定，彼此安慰说没有人愿意超过65岁还留在工作岗位上。然而，经济学和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等因素都表明，相当一部分人，甚至可能是大多数人都会愿意在目前的退休年龄之后继续兼职工作几年。毕竟在1910年，65岁或65岁以上的美国人中有2/3还在工作。

　　但是，即便只有少数人选择65岁以后继续工作，其重要意义也不容忽视，因此管理层、劳动者以及政府最好马上开始思考这些问题。尤其是，他们应该接受这个事实：明天，生活——或工作——将从65岁开始。（1977年）

　　本文摘自德鲁克著《变动世界的经营者》（东方出版社）P12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