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刘文宁

　　针对“全国2011年家庭平均住房面积116.4平方米，人均住房面积36平方米”的质疑，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回应，“调研结果是科学和客观的”，同时承认，平均值掩盖了地域差异和阶层差异，今后的研究有必要“细化群体分类”，在调研手法、指标设计、形式上继续改善。

　　其实，当质疑者在质疑统计数字的准确性科学性时，质疑之声本身也值得分析。显然，那些住房面积高出平均值的，大多会一笑了之，不太在意统计数字低了还是高了。而自嘲“拖后腿”的人，多是对照数字，发现自己不及平均值的人。因此，反应到媒体上的质疑，其代表性本身也存在一定偏差。

　　什么样的统计数字最容易吸引公众关注？与普通人日常生活联系最密切、公众最有切身体验、最容易做直观对比的，比如平均工资、最低工资标准，以及平均房价、平均住房面积等。近年来，屡屡引起争议的多是这些统计数字。

　　但凡发布“全国”或“平均”之类的数字，千万当心。凡涉及“全国”的调查数字，必然面对调查的覆盖面是不是足够广、样本量是不是足够大、抽样方式是不是科学、统计结论有没有推广性等问题。在调查结论中，除了一个全国平均数字之外，不能缺少更细化的分类数字说明与支撑，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人群的分层统计结果等。而这样的调查对于调查机构的实力、声誉、公信力等都是很严峻的考验，尤其是一些需要做跨越多年的连续性对比调查，一个数字的得出，往往要付出庞大的成本，包括问卷设计的科学性、调查人员的素质保障，以及后期统计分析的专业能力，等等。

　　统计数字的发布，切忌内含模糊、标准不一。比如，同样是最低工资标准，其实含金量不同。有的地方的最低工资标准是职工净到手的“裸钱”，不包括加班工资、社保和住房公积金等；有的地方的最低工资标准则包括劳动者缴纳的三项社会保险费，但不包括住房公积金在内；有的地方则包括劳动者个人缴纳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这就意味着，即使同样的最低工资标准，不同地方的职工拿到手的钱可能相差一两百元。事实上，如果不对最低工资标准做严格的统一，简单的对比难免产生歧义。

　　统计数字的发布，切忌“大包大揽”，必须明确统计口径。比如，关于平均工资，几年前，一些城市发布当地职工平均工资，市民感觉自己的收入“被提高”。其实，问题在于统计口径上，一些收入较低的群体恰恰未被列入统计范围，如乡镇企业从业人员，私营企业从业人员，城镇个体劳动者，离休、退休、退职人员，还有再就业的离退休人员，民办教师等。排除了这些人员，最终的统计数字自然“拉高”。这就是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周延而导致的结果偏差。

　　还有，统计数字的发布，切忌概念先行，赶时髦。近来，所谓“幸福城市”、“宜居城市”的排名很是热闹，每每在吸引了一时的公众眼球后，迅速销声匿迹，没有留下多少权威印象，也谈不上什么影响力。这种所谓统计调查的流俗化、跟风化，既造成资源的浪费，也弱化着公众对科学的统计调查价值的评价。近日，专家称，“经三级指标体系测评”，“中华民族复兴任务2010年已完成62%”，引得很多人“看不懂”。专家有专家的研究方式，百姓更多从自身生活感受评价社会变迁，二者之间如何寻找顺畅的对话通道，有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现有研究水准下，某些社会问题能否量化？量化的指标是否科学？当这些问题尚存争议时，限于小范围的专业领域内学者间的讨论，未尝不可。有的统计数字的意义更多在于为科研、政策制定提供宏观数据，那么，一旦准备面向大众媒体发布，应该给出足够通俗、详尽的解释与说明，不能一味孤芳自赏。

　　统计数字学问多。来自公众的一轮轮质疑，有益于相关部门在发布统计数字时，更为务实、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