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主办，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承办的“人口红利与社会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预测，中国“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G D P的年平均潜在增长率将分别降至7.2%和6.1%。不过，可以通过改革来提高潜在增长率，或许能带来第二次人口红利。

　　蔡昉指出，供给和需求缺一不可，相当于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从供给的角度来看，中国人口变动对中国经济有重要影响。人口丰富就会出现人口红利，不仅意味着劳动力丰富，人力资本丰富，还意味着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防止资本报酬递减，不会遇到新古典增长的约束，这是人口红利的关键。当人口因素使得整个经济增长源泉都变弱的时候，潜在增长率就会下降。

　　蔡昉认为，目前已形成共识的是，近年来中国生育率长期保持在1.4%—1.5%的水平，远低于发展中国家。中国发展报告显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绝对减少。即使分步的“单独二胎”(夫妻一方是独生子女可生二胎)政策也改变不了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减少的趋势。当劳动力出现短缺之后，潜在增长率将降低，预计“十二五”将保持7 .2%，“十三五”将降至6.1%。

　　影响潜在增长率的因素是供给，我们可以说，我们还有庞大的内需，还有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化。但是这些是需求因素，考虑潜在增长率一定要把需求的因素放在供给因素里。

　　蔡昉表示，需求因素决定的实际经济增长能不能达到潜在增长率，需求强烈可以达到甚至超过潜在增长率，需求弱可能达不到。假如没有放弃保增长的理念，一些地方政府表面上接受7.5%的增长速度，但心里不愿意接受，那么一些好的政策，比如产业扶持政策、区域发展战略、刺激计划等等就会变成保增长的刺激性计划。虽然可以让实际增长率高于潜在增长率，但是会造成无效率、扭曲，产能过剩，通货膨胀等等问题。理解潜在增长率要从供给方面看，需求方是没有影响的，需求不决定潜在增长率。潜在增长率是不应该被超越的。

　　蔡昉进一步指出，潜在增长率不是一成不变的，“潜在增长率是可以提高的”。创造要素供给和提高生产率，来提高潜在增长率，在此基础上可能保持长期增长的可持续性。蔡昉表示，加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有待于进行各种各样的改革。对中国来说，有赖于一系列更深入的体制改革。例如，改革户籍制度和稳定劳动力供给，改革教育体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一系列民生政策的实施。

　　现在我国的城镇化达到51%，但是非农业户口人口比重只占13.4%，这个差距就决定了劳动力供给是不稳定的。如果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可以提高劳动力供给。这就是一个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手段。

　　工信部副部长杨学山：2015年要培育100个国际影响力品牌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杨学山在“2012中国品牌领袖峰会”上表示，站在增强国际竞争力，加速向工业强国转变的角度，必须重视和加强品牌建设。国务院印发的工业转型升级规划中提出，2015年，培育100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及1000个国内知名品牌的目标。

　　杨学山指出，提高品牌创建能力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

　　一方面是坚持企业为主体，引导企业增强品牌意识，实施品牌战略，掌握系统的品牌方法，指导企业关注品牌成长的过程。管理好从设计、开发、生产制造到销售服务各个环节中影响品牌的因素，通过高质量的品牌培育过程增强企业品牌培育的能力。

　　另一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为品牌的培育创造良好的条件，通过技术改造，提升企业技术创新和品种的开发能力，为企业增强自主知识产权，提高品牌核心竞争力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谈到加快和深化推进品牌建设工作时，杨学山提出三个特别需要关注的问题。

　　一是要充分认识品牌建设任务的艰巨性和紧迫性。当前我国正处于向工业强国迈进的关键时刻，逐步建立以质量品牌为核心的竞争力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必须解决好的大问题。因此，要站在增强国际竞争力，加速向工业强国转变的角度，重视和加强品牌建设。在国务院印发的工业转型升级规划中提出，到2015年，培育100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及1000个国内知名品牌的目标，从这个目标看，工业品牌建设的任务还很艰巨，也十分迫切。

　　二是要研究和掌握品牌培育的科学方法。品牌价值的提升，是一个和企业的战略、技术、质量、信誉以及品牌管理机制等许多方面联系在一起，跨越企业成长不同阶段这样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品牌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要看到其内在的科学规律，培育品牌就要认真研究优秀品牌成长过程中那些共性的规律，按照这些规律构建科学的品牌培育方法，并将这样的方法推广到更多的工业企业中去，达到品牌培育能力的目标。

　　三是要发挥社会各界的作用，合理推进品牌建设。工业品牌建设既是一个关系到各个方面的复杂工程，也是一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各有关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广大企业、科研院所、新闻媒体和消费者组织等社会各界的作用形成合力，共同推进。(金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