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也有研究者批评发达国家陆续推出的各种产业发展政策的效果仍然存在不确定性。例如，新能源的发展受到传统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一旦石油价格下跌，对新能源的投资将是明显的打击。而环境保护等新兴行业的发展均依赖技术标准、消费者偏好、法律体系、国际合作等方面出现实质性的变革，短期内商业前景并不乐观。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与全球市场的互动更为紧密，在危机冲击下，除了推出一系列应对危机、刺激内需的政策举措外，更为关键的还是通过改革释放制度红利，促进经济转型。

　　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主导下的世界经济金融体系的不平衡性逐步显现，全球资源以贸易顺差的形式源源不断流入美国，而以美元计价的金融资产以资本项目顺差的形式持续流向全世界。特别是21世纪初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后，一方面，美英等发达国家加速推进全球化进程和资本输出，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结构失衡；另一方面，美国为刺激经济长期实施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鼓励高杠杆、高风险、低透明度且缺乏监管的金融创新，导致本国房地产泡沫急剧膨胀、缺乏监管的影子银行体系扩张、金融体系的杠杆水平显著提高。2005年以来，伴随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崛起，全球资源供应格局打破，通货膨胀压力高企，美国进入加息通道，直接导致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2007年年底次贷危机正式爆发。本次危机爆发不仅是国际经济结构长期失衡的集中反映，更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失衡和金融监管缺失的必然结果。危机打破了原有经济金融结构和格局，美欧等经济体或经济区域面临巨大的调整成本，经济陷入衰退或缓慢复苏；新兴市场国家面临通胀高企—政策收缩—经济放缓的调整时期。可见，中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关联性日趋紧密，相互影响加大。

　　当前全球经济和各国国际收支面临再平衡的过程；“去美元化”、改革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议题也被提上日程；国际金融监管架构和制度在压力下正在经历大刀阔斧的修改和重塑；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面临重大变革。在如此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下，如何评估本次危机对全球经济金融结构的影响，如何准确把握危机后世界经济金融结构变化的趋势、如何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处理好经济转型与金融发展和金融结构的关系，对于迅速崛起并处于转型改革关键时期的中国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在这种调整过程中，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处于同样的发展环境，关注着类似的矛盾和问题，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因此中国的决策应注重体现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在外部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内部经济增长回落等压力下，当前中国进入了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欧债危机等外部因素增加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的增长中枢或已阶段性下移；内部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人口红利逐渐减退。因此，在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过程中，推出一定规模的刺激内需政策来应对经济周期性回落是有必要的，但是更为关键的还是促进经济转型，促使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将转向内生性，制度性红利的释放和经济系统的结构性转变。大致来说，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中国在市场化进程中始终面临资本、土地、能源、矿产资源等要素价格长期管制的瓶颈，由此造成了公用设施、环保和安全的高成本，并导致投资冲动、资源错配、结构失衡、增长质量欠佳等现象，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居民收入差距，劳动密集的服务业发展受到制约。推动要素价格改革，即从管制下扭曲、低估的价格转变为市场均衡价格，将使投资和生产的成本和回报更真实、国民财富的分配更合理，市场机制的合理运用将进一步激励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

　　二是体制改革释放的红利。首先，收入分配改革，改革的方向通过减税、完善社保等举措增加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收入，加大对社保、医疗、就业等民生领域的投入，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内需，增加消费。其次，投融资体制改革，改革的方向是对民间资本开放垄断行业，打破垄断，促进社会要素不同行业的市场化流动。最后，推进结构性减税，逐步降低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引导经济结构的优化，释放居民和企业的消费意愿和提高居民和企业的消费能力。

　　三是劳动生产率红利。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仍然是靠大量的要素投入（尤其是资本形成）推动。因此，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源的改善实现内生的增长必然会逐步成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主题，同时要重点鼓励资源配置效率更高的市场化企业的成长，通过放松管制促使要素的市场化流动来提高劳动生产率。

　　克鲁格曼的这本书为终结全球金融危机提出了凯恩斯主义色彩的政策建议，为我们把握全球经济走势并相应采取对策提供了一个参照，同时也为中国应对危机中的政策选择提供了一个参照，我认为是很有理论和应用价值的。

　　是为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