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钓鱼岛主权之争大幅度升级已经将经贸战推上了决策者和民众们选择的前台，鉴于中国已经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和第一贸易大国，是日本名列前茅的重要贸易伙伴，是日本众多支柱产业走出困境所能期望的最佳合作伙伴，日本在中国对外经贸中所占份额相对较低且有日趋下降之势，中国在日本对外经贸中所占份额则相对较高且呈上升之势，日本又是一个经济高度外向且正苦于振兴乏力的国家，我国有能力让日本在经贸战中付出较大代价。但鉴于日本目前经济发展水平仍然高于我国，而且在东北亚中、美、俄、日四大国对峙的格局中，任何两方关系的极度恶化和破裂都会向另外两方提供可乘之机，在实施对日经济制裁时，我们需要全面考虑、设计制裁的原则、目标、终结、领域、方式，以便实现成本最小化而收益最大化，同时避免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

　　一、中国对日经济制裁的基础

　　可以确定的是，假如经贸战最终成为我们不得不做出的抉择，中国有能力通过贸易制裁给予日本较大损害，而使自己付出的代价小于令日本受到的损害。这是因为中日双边贸易在两国各自贸易总额中所占份额已有明显差异，日本对中日贸易依存度成倍高于中国对中日贸易依存度。从货物贸易总体而言，日本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份额趋向下降。1993—2003年间，日本一直是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但于2004年被欧盟、美国超越，后来又落到东盟之后。2002年，中国对日贸易1019亿美元，占当年外贸总额6208亿美元的16.4%；对日出口484亿美元，占当年出口总额3256亿美元的14.9%；自日进口535亿美元，占当年进口总额2952亿美元的18.1%。2011年，中国对日贸易3429亿美元，占当年外贸总额36421亿美元的9.4%；对日出口1483亿美元，占当年出口总额18986亿美元的7.8%；自日进口1946亿美元，占当年进口总额17435亿美元的11.2%。相反，2011年日本出口总额、进口总额分别为8227亿美元、8543亿美元，按日方统计数据，对华出口已占其出口总额的19.7%；按中国海关统计数据计算，自日本进口已占当年日本出口总额的23.7%，对日出口则占当年日本进口总额的17.4%。这样一种不对称的依存度，且中国对日出口少于自日本进口，决定了中国有能力在两败俱伤的经贸战中让日本付出更大代价。

　　同时，如果在对华直接投资中受阻，正经历着艰难转型升级和重新布局的日本产业生存发展前景将受到较大损害。本来，生产成本和技术革新的变化已经使得曾经是日本制造业骄傲的家电等产业陷入全行业亏损的窘境，需要通过转型升级和向海外重新布局来摆脱困境；而在承接日本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方面，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作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在国内市场规模、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配套等方面的优势不是其它热门新兴市场和大多数发达国家所能比拟的。进一步地，作为一个在大国之中经济增长率、进口增长率最高且宏观经济稳定性数一数二的国家，绝大多数志在称雄全球市场的产业或企业，如果不能打入中国这样一个高成长大市场，就必然意味着其占据全球行业前列的梦想破灭。关于这一点，看看康师傅和旺旺如何通过早早投资大陆而跃居台湾岛内食品行业前列，看看雪孚集团等德国老牌工程机械厂商如何因为1990年代与中国企业合资失败而在10余年后的今天沦为中国工程机械企业收购的标的，就不难理解。

　　同时，经过去年的破坏性地震和由此而来的客户、市场份额等损失，许多此前不愿意向中国转移生产的日本技术、资本密集型企业也已经不得不考虑至少向海外转移一部分生产能力，他们越发难以承受被中国这个数一数二的投资地点拒之门外的代价。

　　在实践中，中国对日本发起的经济制裁已经给日本造成过重大杀伤，从而迫使对方自律。在2001年“大葱之战”中，由于日本单方面对中国大葱实施紧急出口限制，中国宣布对日本汽车、手机等机电产品进口加征100%报复性关税，就导致日本相关产业阵脚大乱，日本著名工程机械厂商加藤公司此前从未裁员，在那次制裁中也不得不突破了这道底线，该公司与厦工集团酝酿中的合资也宣告泡汤。

　　二、中国对日经济制裁领域的选择

　　一般而言，作为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出口大国、进口大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大国和迅猛崛起的对外投资大国，我们在选择对外经济制裁时可以从货物贸易进口、货物贸易出口、服务贸易进口、服务贸易出口、外资市场准入、对外融资与对外直接投资等多个方面选择。根据中日两国各自的比较优势，在选择对日经济制裁的领域时，我们主要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货物贸易进口。进口能力就是权力；一般而言，一国作为最终消费者进口的数量越大，该国由此掌握的对出口国的潜在影响力也就越大，因为出口国企业和政府为了保住这个重要市场，往往会不得不接受进口国的游戏规则，有时甚至会不得不接受与本国法律抵触的进口国司法制裁。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两年美国市场上的“丰田质量风波”中已经见识得非常充分。正因为如此，鉴于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进口大国，近10年来进口年均增幅高达全球进口年均增幅的两倍多，持续的经常项目收支顺差和全世界最高的外汇储备又赋予中国可持续的巨大进口能力，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国家寄希望于对华出口，[①]我国通过进口渠道影响其它国家的能力正在日益增强。鉴于中国是日本名列前茅的大出口市场，2011年中国自日本进口高达1946亿美元，即使按日方统计数据，当年对华出口也已占其出口总额的19.7%；因此，抵制日货进口、特别是有选择地抵制亲极右势力的日本企业产品，能够对日本造成较大杀伤。

　　但这种抵制主要应当集中于日本消费品，特别是有选择地抵制其控股股东、高管反华亲极右势力的日本企业产品，不宜盲目抵制日本中间投入品和生产设备，除非国内和国际市场上有合适的替代货源，以免误伤我们自身。同时，有些可以诉诸民间自发的抵制，而无需诉诸政府明令制裁。

　　货物贸易出口。在这个方向上我们可做的不多，因为我们对日出口绝大多数产品可替代性较高，限制对日出口等于是向竞争对手拱手让出市场，给正经历出口困境的企业火上浇油。在2011年对日出口总额1483亿美元中，最大的四个项目依次是：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件、附件，540亿美元；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263亿美元；贱金属及其制品，102亿美元；杂项制品，79亿美元。稀土这样中国控制国际市场较大份额的战略资源是最合适的限制对日出口产品，在其它产品方面的限制不太合适。

　　服务贸易。最合适的突破口是减少赴日旅游。我国出境旅游增长极为迅猛，备受各国重视。2006—2011年间，我国居民出境人数从3452.4万人次上升至7025万人次，其中因私出境人数从2879.9万人次上升至6412万人次；[②]在《2011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上，旅游服务支出已从上年的548.80亿美元猛增至725.85亿美元。减少赴日旅游，对日本旅游及相关产业打击较大。

　　外商直接投资。抵制期间，中国企业在选择合资伙伴时，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非日本合作伙伴。但除非中日矛盾极度激化，否则政府不宜直接明令对日资实施额外的市场准入限制。

　　三、中国对日经济制裁的节制

　　中国无疑应当坚持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但无论我们多么期望与别国和睦相处，我们都必须牢记自己生活的世界并不充满友爱，矛盾、冲突乃至战争是这个世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能战方能言和，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斗争的准备和勇气，而经济制裁手段无论如何比真枪实弹的战争温和得多。在这类争端决策中，中国无需顾忌什么“世贸规则”之类而自我束缚（尽管我们应该而且可以利用“世贸规则”之类的旗号以占据“道义制高点”和话语权力），因为在这种问题上世贸规则基本上没有用处。世贸规则是为和平相处的国家间调整经贸关系用的，对于敌对的国家间关系，世贸规则就只不过是空气。我们永远都应该尊重、平等对待一切愿意与我国和睦相处的国家及其国民，但作为大国国民，我们需要记住，在现实生活中主导制定国际规则的是大国，而不是相反。

　　尽管如此，中国仍然需要时刻清醒地牢记，无论我们经济发展到了何等水平，我们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资源都是有限的，必须用在效益最大的地方，容不得浪费，而且必须防备始料不及的副作用，因此，尽管我们应该积极思考、探索如何运用经济制裁手段，但我们不能滥用这一工具。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汲取美国教训。美国是20世纪以来全世界使用包括出口管制在内经济制裁手段最多的国家。在1914—1990年间的116起国际经济制裁中，美国主导的就有77起；在冷战结束后至2007年新增的80多起制裁案例中，美国参与的就超过60起，涉及全世界一半以上人口。本来，战争和军事政治集团对峙期间才是经济制裁的高发期，但冷战结束后短短16年时间，新增制裁案例就达到1914—1990年76年间国际经济制裁案例的大约七成，美国在此期间发起和参与的经济制裁案例更高达1914—1990年间的近八成，而且1914—1990年间还经历了席卷世界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滥用贸易制裁工具令美国蒙受了多方面损失，不仅冷战后经济制裁频发与西方标榜的“民主自由的胜利”背道而驰，把一半以上的世界人口打成经济制裁受害者更严重违反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严重损害美国自我标榜的道义形象“软实力”，而且实质上将美国自己放逐于许多有利可图的市场之外。

　　有鉴于此，我们只能在充分考虑以下原则问题的基础上有节制地运用这一工具：

　　第一，确定最终目标。就对日争端而言，我们要考虑的是，我们现在若拿日本开刀，要实现什么目的？事情做到哪一步截止？

　　第二，防止制裁推动对华现实、潜在的敌对国家抱团结盟遏制我国，特别是要防止斗争和制裁成为霸权国家直接干预和组织反华统一战线的契机。就对日争端而言，我们要考虑的是，如何确保拿日本开刀后起到威慑作用，又不至于推动周边国家投向美国怀抱？

　　第三，防止制裁和斗争成为霸权国家直接军事干涉的契机。就对日争端而言，我们要考虑的是如何确保美国不直接干预相关争端？毕竟，世界第一、第二大国在没有直接领土争端的情况下贸然兵戎相见，不仅是对两国本国不负责任，也是对世界不负责任。

　　第四，怎样把握分寸，保证我们适度运用经济手段震慑对手而又不至于对国际经贸秩序造成太大冲击，保证中国经济制裁对国际经贸秩序的一时扰动能够换来时间长得多的稳定，保证别国对华经贸不确定性不至于升高，保证我们绝大多数贸易伙伴仍然愿意对华贸易？

　　例如，如果我们选择使用稀土武器，我们就必然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目前在稀土市场上的控制力存在重大弱点。中国稀土资源储量不足全球40%，倘若不能整合海外资源，我们本意旨在抬高价格、提高稀土产业收益的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将是为人作嫁，帮助别国稀土上游产业重获生机。君不见近年中国限制稀土出口之后中国境外已有逾200个稀土项目计划开采？更大的风险是我们过度提高稀土价格、过多地使用稀土制裁武器，必然会激励别国开发稀土替代产品。须知中国1972年之所以下定决心实施稀土分离提纯技术攻关，关键原因之一就是美国钼公司、日本稀土分离企业、法国罗地亚公司等西方垄断企业索取惊人高价；结果是以徐光宪领军的中国科学家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便开发出了世界最先进的稀土回流串级萃取体系，彻底淘汰了西方垄断者那种耗时长、产量低、分离系数低、无法连续生产的生产工艺，中国藉此彻底摆脱了出口稀土原矿的处境，低成本生产的单一高纯度稀土横扫世界市场，国际单一稀土价格下降30%至40%，美国钼公司、日本稀土分离企业、法国罗地亚公司等长期垄断世界稀土市场的西方企业在这场“中国冲击”（China Impact）下纷纷减产、停产、破产，或寻求同中国技术合作，中国终于实现了稀土资源大国向稀土生产大国、稀土出口大国的飞跃，徐光宪因此被称为“稀土界袁隆平”。今天，我们不要重蹈当年美国钼公司、日本稀土分离企业、法国罗地亚公司等西方垄断企业的覆辙；俄罗斯多次使用天然气武器，也刺激了欧洲国家寻求新气源和铺设新天然气管道。除了加紧整合海外稀土资源外，如果选择动用稀土武器，务必对其他贸易伙伴做好说明安抚工作，消除其疑虑。

　　第五，如何把握分寸，保证我们的经济制裁对我国自身经济运行干扰最小化？具体到中日经贸中，日本对华出口以中间投入品和生产设备居多；而且，由于日本在全球先进制造业领域占据着关键中间投入品和生产设备主要供应者的关键地位，这种地位在汽车、电子等产业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从日本进口的大部分产品并不容易找到替代货源，不少产品甚至目前完全没有替代货源。去年日本大地震之所以在全球电子市场引发重大震荡，根源就在于此。在这种情况下，抵制这部分进口日货，必然让我们自己的产业、自己的出口、自己的就业蒙受重创。只有在我国上述先进制造业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在这些领域抵制日货才不会损害我们自己，反而助力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就总体而言，中国制造业和出口的成就，相当一部分要归功于深深嵌入了“日本核心元件—中国组成加工成品—全球市场销售”这样一条国际产业分工链条，其结果是中国大量进口日本高技术产品、上游中间产品和设备，以满足国内市场和出口生产之需，形成了中国大陆对美欧贸易巨额顺差，对日本、韩国、台湾省和一些原料、能源输出国逆差的格局，其中日本、韩国、台湾省已经连续多年分别包揽中国大陆货物贸易逆差来源前三名。同时，在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和中国产业升级浪潮中，中国以良好人力资源、完整产业体系、优良基础设施、较高政治和宏观经济稳定性而成为新兴产业投资热点，成为海外先进制造业转移的优先选择；倘若盲目抵制日本或其它国家货物，完全有可能损害跨国产业链条正常运行，提高中国先进制造业生产经营不确定性，令先进制造业对中国的转移却步不前，进而伤害中国自己持续发展的潜力。我们要积极探索运用经济手段打击敌对势力，但不能愚蠢地选择自伤；我们要认识到自己力量的增长，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力量的弱点，更不能把力量增长未来的前景当成当下的现实。

　　总的说来，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中，炽烈的爱国热情与冷静到冷酷地步的理智盘算缺一不可，旨在维护领土主权的斗争尤其需要把握分寸，以免造成的结果与我们的期望适得其反。我们需要提防的是有能力也有意愿损害我国的国家，而不是曾经损害过我国的国家；而从当前情况来看，有能力对我国造成致命损害的显然不是日本，而是另有别国。同时，中日两国经济社会基本面决定了两国综合国力发展趋势更有利于中国，只要我们能保持国内政治稳定，时间就站在我们一边。我们要力争选择对我们最有利的时机，而不能由于冲动而落入别人的圈套，被迫选择不利的时机。

　　同时，我们还需要关注，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史蒂文斯惨死是否会引发美国调整对阿拉伯之春的政策，是否会导致美国重新评估其全球军事外交布局、进而收缩在东亚的布局以集中力量对付中东等地极端主义势力？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日之争肯定降温，甚至可能出现戏剧性急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