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多年来，楼市三番四次调控，但是目前为止似乎一直是个难题：在1998年房改之后，楼市一直在“慢牛”行程，尽管多次调控，但是往往在调控后较快恢复回暖。

因为这里存在一个原因：中国经济发展，多年来基本是三驾马车——投资（包括房地产）、出口、内需。而内需多年来提振成效甚微，出口由于控制权在于全球经济情况，近年全球经济不振，出口这匹“马”力量越来越小，那么，国内经济要保持较快发展，唯有倚重投资与房地产业。

经济结构决定经济发展需倚重房地产业

每当国内外经济因素引致国内GDP增长率下降，政策着重点就会明显向稳增长倾斜，包括央行密集的降准备金、降息、各地方政府庞大的增加投资计划。因为正如前文所说，经济结构的“三驾马车”中出口与内需“提供的动力不足”，而且不可控制因素很多，管理层可以立竿见影的举措很少。

在目前看来，按照惯例，管理层推出的各种政策措施扶持经济发展中，加大公共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仍然是稳增长政策中最重要的一块拼图。

然而加大公共投资带来的直接问题是：如此庞大的资金从哪里来？中国经济最近几年的高速发展，一个行之有效的模式是房地产与投资两条腿走路。具体而言，房价的上升与成交量增加带来地价与相关大量税负的上涨。这一方面大大提高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益与税费收入，另一方面，以土地作为担保，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融资平台的模式从银行体系得到更多的贷款。而这使得地方政府有财力投资其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建设。基础设施的改善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反过来进一步推高房价和地价，拉高房地产和相关行业的税费收入。

根本性解决矛盾 唯有结构性改变

按照这种经济结构，要发展经济、GDP加快增长，就必须加大投资与倚重房地产业，而这就意味着如此大量的投资必须依靠增加税负与推高房价和地价来实现。然而，增加税负与房价、地价，反过来严重压抑了内需，让楼市调控难以继续，最后甚至让出口业因为人工、税负、不动产价格成本等因素上涨而受打击。目前看来，国内经济发展真是陷入这个恶性循环矛盾中。

那么，要根本性解决这个矛盾，唯有结构性改变，打破这个结构性矛盾的僵局。其中一个釜底抽薪的方法是：（1）放弃以公共投资为主的稳增长思路，而改为以大幅度减负减税，同时大力鼓励中小企业、个体户投资；（2）对于普通居民，降低税负与教育、医疗负担，从而刺激内需；（3）完善国内证券市场机制，让大量从民间与实业流到证券业的资本有效引导回实质性产业。

具体来说，在政府希望扶持的一些领域，可以通过减税或补贴等方式给予支持，而不必要成为直接投资方。实现这一转变可以大大降低政府部门的支出和融资压力，从而使政府可以更专注于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同时，这也可以降低公共投资中出现的低效、重复建设、与市场脱节的风险，大幅度提高投资效率。最重要的是，减负减税、降低税负与教育、医疗负担无疑令老百姓“相对更有钱”，可以拉动消费与民间投资。如果加上合理引导、完善证券市场压制IPO与PE的野蛮发展，将有利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和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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