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部分支架被“过度使用”

　　胡大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尖锐地指出，在中国每年几十万例的心脏支架手术中，实际上有不少患者是没必要做这种手术的，一些患者的支架有被“过度安放”的嫌疑。他就遇到过一些“回炉”患者，他们有些并不符合介入治疗的适应症，却被置入一个甚至多个支架，由于术后未按时服药，出现血栓，导致更为严重的心肌梗死。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少心脏科专家认为，支架使用量的增长与我国心血管病发病率的持续增长有关。另一方面，“支架过度安放，也有来自患者的原因。”有关专家指出，很多患者认为吃药、打针太麻烦，放支架可以一劳永逸，并且能去根，常常自己要求放支架，如果医生不同意，还会跟医生吵架。

　　但与此同时，广州某三甲医院心血管科的主任也向记者坦承，在心脏支架这个问题上，不排除个别的医院和医生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为一些不适合做心脏支架手术的患者植入了支架。

　　广东省人民医院心内科副主任靳立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实际上，心脏支架的植入有严格的适应症，比如患者有明显的急性冠脉综合征，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急性心肌梗塞，或者有不稳定的心绞痛。”靳立军说，相反，如果患者的心绞痛是慢性稳定型的，那么心脏支架手术对这类病人的意义就不大，因为手术获得的效果和吃药差不多。此外，对冠状动脉不同的分支和部位，能否使用支架都有不同的要求。

　　但是，由于这些问题太专业，所以病人往往无法自己做出选择，而有些医生则任意扩大支架使用的范围。比如，按照指南，狭窄程度小于50%的血管不宜使用支架，但临床上有很多狭窄程度低于50%的血管也被植入支架，还有的医生为病人植入三个，甚至更多的支架。“最夸张的要数一名成都的患者，先后被放进了7个支架，血管俨然成了钢铁长城，前后花了几十万。”

　　调查：高值医疗耗材“黑洞”水很深

　　广州市人大代表、资深医院管理者陈安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近年来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手术中使用的耗材动辄是上千甚至上万元的“新式武器”：几千元一块的骨科钢板、几万元一个的心脏支架……这些耗材在手术中到底该不该用？该用多少？目前我国根本没有相关使用准则，也没有相关部门进行监管。

　　一位从事医疗器械销售代理多年的行内人士向记者透露，医疗器械价格虚高，问题主要产生于流通环节。原来，这些高值医疗耗材从出厂或者到岸后，往往要经过重重代理才最终经过招标进入医院，“一款高值耗材从生产厂家出来再到广州某家医院，要经过一级代理、华南大区代理、省级代理等多个层级。每一次转手的加价至少有30%的利润可赚。”

　　该人士说，按照有关政策，药品和医疗耗材进入医院后，医院还可以在招标价上再上浮10%~15%，然后再卖给患者。“经过这些利益链条的层层包裹，原本一个3000元的国产支架，到了医院可以变成2.7万元，一个要价5万元的进口心脏支架，到岸价不过6000元。这并非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此外，新技术需要很大的研发和技术推广成本，国外产品垄断市场等也是高值医疗耗材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

　　思考：医疗耗材怎么用如何监管？

　　据了解，目前我国物价部门对医院的监管基本上只集中于医疗价格的加成是否合理，但对这些高价耗材的使用是否合理，以及是否存在重复使用的问题，难以监管。而医患双方信息的不对称，令患者无法判断医生对手术耗材的使用是否合理。

　　事实上，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医生在手术中到底该用多少耗材也没有统一标准。不过在这些国家，病人参加了商业或者社会医疗保险，手术基本由保险公司“买单”，为了杜绝医院或医生“乱花钱”，保险公司都会雇请具备医学知识的专业人士对医院的手术成本进行监管，所以医生一般不敢乱来。

　　声音：说支架一半被滥用有点太夸张

　　对于“过度安放”的问题，有医生认为，这一问题并非中国独有，在美国也同样存在。美国哈佛医学院副教授罗杰·莱姆博士就曾指出，美国每年开展的100万例心血管介入治疗中，起码有40万例是没有医学根据的。

　　而大多数接受记者采访的心脏科专家认为，心脏支架滥用在广州应该只是个别现象。

　　目前卫生部已出台《冠心病介入诊疗准入制度》，要求各省须设立质量控制中心和冠心病介入培训基地，医生须接受培训并考取资格证后才能开展此类手术。

　　靳立军介绍，目前广东获手术资质的医生共有二百多人。“我们相信，具备资质的医院和医生是会严格遵守心脏支架手术适应症的，一半左右支架被滥用这样的说法有点太夸张了。”(记者 黎蘅、肖桂来、周浩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