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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多数中国人在混日子 平庸导致远离幸福

发布时间: 2012年11月18日 11:32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 中国新闻网

 学者:多数中国人在混日子,平庸导致远离幸福 

  徐岱: 著名人文学者,现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部主任、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浙江大学文艺学与美学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社会思想与文化批评研究中心”主任。著有《体验自由》、《艺术的精神》、《艺术新概念:消费时代的人文关怀》等。

  “你幸福吗?”是前段时间由央视走基层栏目引发的热门话题,答案千奇百怪、笑料连连。近日,浙江大学教授徐岱做了一个与“幸福”相关的讲座,他忧心的是整个中国社会的幸福。他是著名人文学者,有一股“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激情,对“人文”一往情深到忘乎所以。在他看来,幸福需要守住信仰,信仰来自生命对自身的祝福和肯定。

  摘录

  ◎我们多多少少都在混日子

  ◎越有人性,越会欣赏、理解艺术

  ◎可以贫穷,但一定要拥有并守住信仰

  ◎即便在贫穷当中,也要去追求、体会幸福

  ◎如何在这个一切都不确定的时代,体会到一种不容置疑的确定性

  混日子不是认真的生活,说明他缺乏爱

  有位大师讲得很好,他说:“在这个时代,歌颂财富之声,淹没了其他价值观。”今天很突出的问题,在我看来,是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平庸、人越来越没有人性。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如果有兴趣的话,去网上查一下,看得你惨不忍睹。

  著名汉学家顾彬先生今年来杭州讲座,说中国人都在混日子,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说中国的小说基本上缺少爱。我觉得真是了不起,顾彬对中国人了解透了。混日子不是说现代的中国人混日子,中国人从来就没有不混日子的时候,除了极个别的人。不要以为这是愤青说的话,我们应该坦然地承认,身为中国人,我们多多少少都在混日子。

  小说当中缺少爱,是因为混日子的人怎么可能爱呢?混日子不是认真的生活,说明他缺乏对自己的爱,一个连自己都不爱的人,怎么会爱别人呢?怎么会在他作品当中体现出对世界的关怀呢?顾彬说得完全对。

  同情是作为人的起码伦理底线

  关于人性的问题,最著名的一本书是前斯坦福大学教授津巴多的一个研究,叫《路西法效应》,这本书的副标题很吸引人,大意是好人是怎么变坏的。他得出了一个很朴素的结论——去人性化。只要把一个人身上人性的因素慢慢清理干净,那他就是恶魔。

  哲学史家杜兰特这样说过:“信仰不在,希望不在,这就是我们时代的症状。让我们悲观的并不是大规模的战争,更无关乎近些年来的经济衰退,不是我们的房子空了,也不是我们的国库空了,空了的是我们的心灵,我们已经进入精神枯竭和绝望的年代,仿佛回到当初需要基督诞生的时候。”

  伦理谱系有高端和低端,高端的伦理是正义感,低端的就是同情心。所以有一句话说:同情让人成为一个人。同情是一个人作为人的起码的伦理底线。如果你连同情心都没有,那就不能成为人。一个人越有人性,他越会欣赏艺术、越会理解艺术、越会离不开艺术。

  对文化、对人性的认识,要有一个“三座山”的过程

  谈谈我对日本人或日本文化的认识。可以用禅宗的著名案例来加以解释,叫“三座山”,就是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

  我第一次对日本人的态度是非常仇恨的,因为我是50年代生的人,那时候的电影都是地雷战、地道战等,感觉日本人都是一些屠夫。但第二眼我对日本人的印象完全颠覆。在东京,有个日本教授跟我打赌,说只要我在大街上找到动不动吵架的人,他请我喝酒。有一个星期,我始终记着这句话,可没有找到。最后我只好使了一招,瞄准一个男人故意蹭他一下,可这个男人一转身,一个很深的鞠躬,我不习惯鞠躬,本能地做了一个手势,他就鞠个没完。回来以后我觉得很多日本人比我们中国人可爱得多。第三次就回到看山还是山了,当然这个山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山。日本的礼仪好不好?好得没话说,但它不会浸到内心深处去,完全是表层的,这就是做秀文化的来源。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礼仪越好的民族越要警惕。

  对文化、对人性的认识,也要有这么一个过程,不要以为表面上礼节很好的人就是很有人性的人。

  独夫之罪可修复,平庸之恶不可修复

  独夫有两种,一种是像斯大林、希特勒这样有权威性人格的人,还有一种隐性的,比如日本天皇裕仁。独夫之罪触目惊心,就像地震一样,会让很多人遇难。平庸之恶好像不显山不露水,所以常常被人忽视。

  其实,独夫之罪尽管天崩地裂,但不会影响人类的终极文明。因为上帝在造人的时候,给了人类一种奇妙的机制,就是自我修复能力。所以南京大屠杀之后,南京城现在照样生机勃勃,没有因此而永远留下一堆废墟。独夫之罪虽然可怕,但是没有可怕到无法修复。平庸之恶没有天崩地裂,没有触目惊心,但它不可修复。它甚至会让你觉得好玩,让你愿意接受它。

  平庸的人跟普通人、凡人的区别在哪?人格。平庸之人,他什么都要,唯一可以不要的就是人格。韦小宝是典型的平庸的人,不重情、不讲多少义,他的“义”是随时可以挪动的。《鹿鼎记》是金庸小说当中最伟大、最了不起的一本书,也是中国小说当中最伟大的书之一。他对中国文化的平庸性揭露得非常彻底。

  在平庸人为主导的社会当中,绝对没有幸福可言

  平庸之恶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在平庸人为主导的社会当中,绝对没有幸福可言。什么叫幸福?这是一个大事,也是一个很难正面回答的问题,我想用文学的方式来处理它。

  法国著名的小说家杜拉斯说过一句名言,“上床45次,不如一次真正的爱情。”45当然是随便说的一个数,爱情并不是上不上床的问题,重要的是内容不同。真正的爱情里有幸福感,在没有爱情的单纯上床当中只有享受的快感。真正的爱情就是我们可以永远彼此拥有,但是我们可以不再相见。

  平庸最大的危害就是让我们今生今世、来生来世远离幸福感。

  我们所要的不是快乐、不是享受,而是看起来跟快乐有点像、但内容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幸福,是孔子所说“回也不改其乐”的乐。颜回“一箪食,不瓢饮,在陋巷”,一般人不堪其忧,但“回也不改其乐”。贫穷不贫穷,有的时候是没办法的事,关键的是即便在贫穷当中,你也要去追求幸福、体会幸福。

  信仰来自生命对自身的祝福和肯定

  俗人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大家都是俗人,庸人是很可怕的。如果于丹式的东西讲多了、易中天“三国就是三伙人打群架”之类的东西在老百姓当中深入人心,中国本来就没有思想的思想界就变成玩笑界、哈哈界了。中国没什么真正的文化人,却有许多名利之徒、招摇撞骗之徒。

  生活中你可以贫穷,可以没有男朋友或女朋友,可以买不起房子……但有一样东西你一定要拥有它,一定要守住它,这就是信仰。

  信从何来?如果从上帝而来,那这个信毫无意义,你最后就是宗教人。信应该从美感当中来。

  这是个解构的时代,解构主义认为一切都不确定,但你不能不信在美中呈现出的让人刻骨铭心的存在。换句话说,当你情难自禁地被深深的感动,因而默默无语却泪流满面的时候,你就会在这个一切都不确定的时代,体会到一种不容置疑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来自生命本身,来自生命对自身的那种祝福和肯定。(本文素材由杭州枫林晚书店提供)

  ■整理/记者 匡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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