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一个月，一批官员先后接受调查，这让老百姓拍手称快，也激发了许多专家的“头脑风暴”。譬如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日前表示，官员财产公示应实行“有条件地部分赦免”，即腐败分子将收受的全部贿赂匿名清退了，并且在案发后，经查实退回的赃款与实际情况完全吻合即可得到赦免。

　　其实李的动议早在几年前便有人提过。例如王明高、吴思等人都曾经提议，如果我们用“绝不赦免”的方法，可以推算，“腐败呆账”只会越来越多，早知如此，何不废物利用，把这笔呆账坏账转化为改革的激励因素呢？

　　我想，一些专家之所以提出要盘活“腐败呆账”，可能是借鉴了当年国企改革的思路。通过切割呆账坏账，把历史包袱转化成未来的财富。不过，用治理企业的思路显然是医不了腐败痼疾的。用中国人的道器关系来形容，企业相当于“器”，而公权力却象征着“道”。机器出了毛病，换个零件可能焕发青春；而指挥这台机器的灵魂如果部分发生了腐化，简单的赦免手术难以奏效。早些年，多地曾经试点“廉政账户”，甚至一些专家提议设立“全国退赃公开账号”，设计宽厚周全的退赃“挽救”方案，但最后都不了了之。被誉为“跳出了反腐常规思路”，“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和可操作性”的锦囊妙计，不仅遭到老百姓拍砖，在官员内部也无人响应。

　　问题还是在于，这一方案只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既没有合法性更没有可操作性。试图毕其功于一役，幻想一次大赦第二天便能“河海清宴”，本质也是一种躁进主义。

　　之所以有“腐败呆账”，按照经济学的理解，就是腐败的“出生率”大于“死亡率”。也就是说，必须严格控制出生率，并且放大死亡率，才能逐渐消灭腐败。这就要求，首先要通过制度把腐败消除在萌芽状态。例如最近上下热议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这些年这一制度成效未显，不是因为制度本身无效，而是遭遇了执行难。其二，如何让贪官“死亡率”符合法定标准？这就需要司法体系的改革，给予腐败以致命的终端打击，让“硬制度”制服“软权力”。

　　一手抓出生率，一手抓死亡率，两手都要硬，逐渐挤掉呆账脓包，机体才能健康。试图给“腐败呆账”画地为牢，以为如此便能让其改邪归正，结果只能落得个——我是呆账我怕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