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陈萍花

　　说起钟表业，香港无人不认识刘展灏这位勇于求变创新、专注自己专业的前青年工业家奖得主。刘展灏年轻时在酒店做收拾房间的工作，在机缘巧合下接触到钟表这行业，一做就是四十个年头。一九八三年他创立自己的钟表公司——运年表业，由钟表的设计、制造、批发、零售、售后服务皆亲力亲为。上世纪九十年代，本港厂商纷纷把生产线迁往珠三角，刘展灏却别树一帜，保留香港的生产基地之余，跑到成本高昂的瑞士设厂。当时很多人觉得他的决定很傻，然而，这正是刘展灏经营钟表成功的关键。

　　「当时人人都把生产线迁往内地，因为内地的土地、薪金都较便宜。」运年表业集团董事总经理刘展灏回忆说，当时他内心也很挣扎，是否应到内地发展，经过再三思量，他仍是相信只有拓展高档手表市场，才能克敌制胜，在行内企稳。于是，他坚守香港的生产基地之余，91年远赴重洋到瑞士开设一家表厂。他解释：「中国内地的钟表业不是很发达，香港只是大量出口廉价手表，以价钱去竞争，长远必遭淘汰，我希望开一家较另类的表厂，制造高档手表。」

　　瑞士开厂　被嘲傻仔

　　他称，当时很多人不看好他的决定，在一般人眼中，瑞士早已垄断了贵价钟表市场，因此认定他是「傻仔」。不过他却认为香港的贵价表仍会有销路和客户。就是这个与众不同的判断，令他在异乡建立起自己的钟表王国。

　　孤身远赴瑞士，在制表名城拉绍德封(La?Chaux-de-Fonds)租下一个约7000呎的厂房，聘用10多名工人，就这样开始了他的「瑞士名表」的生产。当时瑞士经济低迷，钟表业陷入低潮，刘展灏把握时机，把当地3家著名制表品牌珍达斐(Jean?d'Eve)、澎马(Buler)和时添雅(Sultana)收归旗下，一直保留至今，成为其公司发展的基石。

　　尽管经营已成功走上轨道，刘展灏深知「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因此丝毫不敢松懈。他说：「香港人在瑞士开厂有优胜之处，我们往往能在亚洲区接单，面向全世界的客户。」在瑞士设厂的同时，他也瞄准内地市场，预见内地将会是手表的庞大消费市场，1993年便开始在内地设立办事处推广自家品牌。这次刘展灏又看准了！难怪他能自豪地说：「回头一看，发现自己总比别人走前一步，包括坚持生产高质量手表。」

　　形容从商　如搞革命

　　他分析称，内地的消费市场非常庞大，单是廉价表的竞争已极为激烈竞争，且难以确保自己的货品最便宜，若果不断降低价格争生意，只会令自己亏本，唯一办法是不断努力钻研，为产品创造附加值。他坦言，到瑞士设厂，目的就是要制造贵价表，而非廉价的OEM(替客户加工)。他形容从商就像搞革命，要长期作战，而且要早定下目标，以及要有清晰的概念和信念；更重要的是，必须不断创新。他直言「钟表业没有创新，就会衰亡」。他十分信奉创新，「产品可以旧，但设计绝不能旧」。

　　他凭信念、毅力和创意，终于成功开拓内地市场，将属下品牌的瑞士名表介绍给内地钟表爱好者，并于1999年在内地开设零售店，标志公司从钟表的设计、制造、批发，正式踏足零售业。他笑称：「开设零售店之初，同样有很多人说我傻，明明做厂，却又跟人搞零售。2003年沙士期间最惨痛，连家人也跟我说不如把香港店铺关了。可是我坚决不关，苦撑下去。结果沙士过后，自由行就来了。」他的表铺挤满内地游客，生意越做越大，至今在香港开有7家店铺，在内地则有10家，包括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和重庆等地。

　　劳顾会公职最难忘

　　刘展灏向来予人的印象是有问必答、平易近人；另一个令人深刻的印象，莫过于公职多不胜数。有代表钟表业界的香港表厂商会名誉会长；有代表工业界的工总副主席；有代表商界的劳工顾问委员会委员、强积金咨询委员会委员。此外，还是新成立的香港经济发展委员会成员，以及创新及科技基金支持评审委员、职业训练局常委会委员、康复咨询委员会就业小组委员会委员等等，随意数数就有不下10个公职。在众多公职当中，他坦言代表商界的劳工顾问委员会委员，最令他深刻难忘，因为这个委员会所讨论的都是近年社会「火爆」的话题──最低工资和标准工时。

　　作为老板，他深明员工就是公司资产，一定要维护他们的利益，令他们可以安心为企业服务，所以他支持最低工资立法。不过，近期社会上争论的议题──立法制定标准工时，他却强烈反对。他认为，一旦立法制定，劳资纠纷必定倍增，那时为了平衡双方利益，问题必定严峻。

　　刘展灏说，以写字楼后勤工作的员工为例，这类工种就难以执行标准工时。以他的公司来说，从没要求员工加班，上班期间工作环境较宽松，「或者会同屋企人倾电话」；秘书小姐或许稍迟点上班；有员工回公司后食完早点才开工，甚至有需要时「落街到银行取钱」。但她们都会自动晚一点下班，上班时间就可以有弹性。若事事跟员工「执正」计算时间，免不了产生摩擦，员工可能将一日可以完成的工作，拖慢来做，总之够钟就下班，最终损害的是劳资关系。

　　他称，最低工资的意愿是为社会最基层的打工仔(清洁工和保安员)争取应有利益，最初设立时薪为28元，两年后的今天已加至30元，将来亦必定越来越高。但是标准工时刚好相反，工会最初可能说可以接受每周工作48小时，日后为了选票，必定要争取减少工时，那时工时越来越短，工资却越来越高，企业如何承受？这些问题必定引发企业倒闭潮，连锁反应，失业率上升，失业援助金申请亦升，加剧社会负担。

　　欧洲高福利政策国家目前面临同样的问题，他说：「市民当然希望享有高福利，最好政府每个月派钱给我」。但这样政府最终「干塘」，必然走向破产。

　　他认为，最低工资已推高了通胀，间接扭曲了劳工市场。「最低工资原意是帮助低学历的中老年人不被剥削，但在清洁工和保安的工资大幅提升后，不少相对高学历的年轻人过来抢饭碗，变相迫使中老年人无工做。」他说，作为劳工顾问委员会委员，一定要从香港全方位角度考虑，要取得整体平衡，并将自己经验与看法说出来，向政府提建议，不能偏颇，或只维护一方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