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能源安全将是以电力为主的全方位能源安全，中国应不失时机地引领构建以电力为基础的综合能源安全体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谢克昌在院士论坛上的主旨发言中，谈到了这样的观点，引起广泛关注。

　　八大主因改变我国能源发展方针政策

　　从“推动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到“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从“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到“控制能源消费总量”，谢克昌注意到，从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和《“十二五”规划纲要》到十八大报告表述的变化，透露出国家能源发展方针、政策的重大变化。

　　谢克昌认为，是能源约束矛盾突出、能源利用效率低下、环境生态压力加大、能源安全形势严峻、世界能源版图变化、应对气候变化责任、城镇化带动能源需求和体制机制改革必需等八大主因导致了这一变化。

　　谈到能源约束矛盾，他指出，尽管中国的化石能源比例高达92%，但人均占有量低，煤炭、石油、天然气分别是世界平均水平的67%、5.4%和7.7%。

　　谈到城镇化，他认为，目前，我国城镇化率为51%，发达国家一般在75%～80%左右。城镇化意味着生产、生活和交换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与之相适应的住房、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也将消耗大量钢铁、水泥，增加能源消费。所以，未来我国能源供应保障压力很大。

　　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必须根本转变

　　解决诸多矛盾的出路是什么？谢克昌认为，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必须根本转变。我们要建立新型的能源供需协调模式和资源保障模式，要安全、清洁、高效、可持续地开发、生产、输运、利用和消费能源，要通过资本投入和技术创新驱动传统化石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的根本转变，要科学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尽快提高在一次能源中的比例，要推进能源体制变革和创新。

　　“要将能源供需协调模式由传统的单向满足模式向双向协调适应模式转变。”谢克昌分析，“传统供应模式为能源供应侧单向、无条件地满足需求侧对能源的需求，如品种、数量、质量，供应的地域、时机以及成本等。新模式需要打破行业、部门的界限。”

　　关于资源保障模式的变化，谢克昌指出，传统的基本依靠国内资源的保障方式要转向“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协调保障。他认为，今后一段时期内，进口国外资源无可避免，不计代价开发国内低品位、高成本资源不可持续。我们应充分利用国际市场规则，通过高品位、低成本国外资源的投资和贸易，控制进口成本，遏制国内产能的盲目扩张。

　　电力在能源生产中起主体作用

　　谢克昌非常赞同刘振亚在《中国电力与能源》一书中提到的“电能在能源中的中心地位”这一观点。他从几个方面对这一观点进行了佐证。

　　一是重化工业阶段“克强指数”中用电量权重最大。他表示，“克强指数”是英国《经济学人》用于评估中国GDP增长量的指数，包括耗电量、贷款发放量和铁路货运量3个指标。在花旗银行编制的“克强指数”中，其指标权重依次为40%、35%和25%，电力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二是燃煤发电是我国电力的主要构成。有数据显示，2012年年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为11.4491亿千瓦，其中燃煤发电装机容量7.5811亿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66.2%。2011年，全国发电用煤15.72亿吨，占当年煤炭消费量34.8亿吨的45.2%。

　　三是电网作为电力市场的载体，是能源安全的支撑。谢克昌认为，电网是支撑电力市场体系建设的物理平台，在推进市场体系和竞争机制的建设中发挥着政府在市场失灵时的统筹调控能力，任何改革和创新都必须首先保证其安全、稳定、经济运行。

　　四是以特高压为骨干的电网担负着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重任。谢克昌认为，以特高压为骨干网架的坚强智能电网可以消纳清洁能源，实现“风、光、水、火”协调开发、联合输送；达到资源科学调配，实现多能互补配置、供需协调运行；可以提高能源综合利用效率，解决能源供求不平衡分布；能以分布式供能为补充，提高电力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对治理空气污染成效显著，能有效减少PM2.5污染。

　　谢克昌最后强调，根据国家转变能源发展方式的紧迫性、重要性和战略性要求，从生态文明建设、世界能源版图变化、第三次工业革命机遇等方面，深入分析和研究新型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制定新的能源发展战略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