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新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

　　曾任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现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在计划和投资体制改革、宏观经济调控、中长期发展政策等领域，都有较深的研究和独到见解。撰有《郑新立经济文集》第一、二、三卷《中国：21世纪的工业化》等。

　　兼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生产力学会、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230期日前召开。论坛成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发表了题为“围绕发展方式转变，凝聚改革共识”的主题演讲。郑新立说，按照十八大提出的2020年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的要求，到2022年中国将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经济总量也有可能赶上或超过美国，这要求中国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只要各方能够凝聚改革共识，改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同时通过改革来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激发消费、第三产业、科技、劳动力以及资本五方面的潜力，就能保证未来20年继续平稳较快发展。

　　通过改革可实现20年平稳较快发展

　　根据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预测往往落后于实际，对中国通过改革把潜力释放出来所形成的巨大能量，人们往往估计不足。

　　郑新立从当前的经济形势谈起。他说，在去年第四季度之前，我国的经济增速出现了连续七个季度的下滑。到去年第三季度已经下降到7.5%以下。因此，去年7月份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上半年经济形势的时候，针对经济下滑的严峻局面，作出了重要的决策，就是把稳增长放在宏观调控的重要位置。随即在去年下半年，政府采取了包括适度松动银根、重新开工一年前冻结的部分项目、批准十几个城市8000亿元的地铁建设规划等多种措施，使得经济在第四季度开始回升。

　　能不能把这种回升的态势继续保持下去，是今年宏观调控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根据公布的数据，2月份CPI已经上涨到了3.2%。在抑制物价过快上涨和稳增长这两个目标中间怎么做出正确选择，是把抑制通胀放在第一位还是把稳增长放在第一位。郑新立认为，今年还是应该把稳增长看作经济运行中面临的主要矛盾，这也是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的要求。

　　十八大提出，2020年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如果按这一要求的增长速度测算，那么到2022年，我国的人均G D P就可以达到世界银行规定的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的分界线12000美元以上。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将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我国经济总量也有可能赶上或超过美国，这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然而这也意味着，达成这一目标之前的十年将是艰难爬坡的十年。根据世界许多国家的经验以及世界银行的课题研究，发展中国家达到人均G D P 3000美元到5000美元比较容易，但是想从5000美元再往上跃升到12000美元就非常难了，所以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上有几十个国家人均GDP都达到了4000-5000美元，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真正能够走上高收入国家台阶的也就是东亚的几个国家 。巴西前年人均GDP已经达到了12000美元，进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去年货币贬值，又退回到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郑新立说，中国经济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一定不能用老经验老办法来解决新问题。未来十年我国遇到的问题都将是前三十年没有遇到的，这就需要通过改革，通过转变发展方式来解决。此外，经过过去30多年的发展，我国在社会领域积累了很多矛盾，包括收入分配不公、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社会稳定的挑战。解决这些矛盾，也要靠改革，通过改革来为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体制机制。

　　我国实现未来十年乃至二十年的平稳较快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郑新立说，我不赞成现在社会上出现的一种舆论，认为中国的快速增长期已经结束了，经济增长放缓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根据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预测往往落后于实际，包括一些专门搞预测的人的预测也往往落后于实际。对中国通过改革把潜力释放出来所形成的巨大能量，人们往往估计不足。

　　那么怎样通过转变发展方式赢得未来十年到二十年的平稳较快增长呢？郑新立分析说，根据日本、韩国和台湾的经验，人均G D P达到17000美元的时候，经济快速增长期才结束。关键是要通过改革把这种增长的潜力释放出来，要转变发展方式，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十七大就已经提出了产业升级、经济转型以及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然而5年过去了，一些重要领域的发展转变却不是前进了，而是后退了，好多指标更差了。比如说，发展方式转变首要任务是调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扩大消费的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但是很明显，从十七大到十八大，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衡的局面更加恶化，投资率更高，居民消费率却下降了。投资率前两年上升到49%的历史最高点，最终消费率下降到48%的历史最低点。

　　为此，十八大又重新提出这个问题，而且强调要以转变方式为主线，以科学发展为主题。要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现在看来关键是要深化改革。现在各个方面改革的呼声都比较高，都说要改革，但是到底怎么改，改革的重点放在什么地方，意见很不一致。所以现在如何凝聚改革共识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应该围绕发展方式的转变来凝聚改革共识。我国前30年的改革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关键是围绕着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那些旧体制来改革。检验改革是不是正确的唯一标准就是看是不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只有通过改革来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解放生产力，才能实现未来20年的平稳较快发展。

　　经济发展方式要向消费驱动型转变

　　2010- 2011年这两年我国的投资率上升到49%，最终消费率下降到48%，这种状况全世界独一无二。必须增加消费，调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

　　郑新立说，转变发展方式第一个任务，就是要通过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实现经济发展由投资出口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过去30年我国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高投入、高消耗来实现的。我国投资的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一倍以上，但是许多的物质消耗都处于世界第一位。

　　产能过剩是当前经济运行中最突出的矛盾。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发达国家市场疲软，削弱了对中国商品的进口能力，更进一步加剧了国内产能过剩的矛盾。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增加消费，调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国居民消费率曾经达到52%，2010-2011年这两年我国的投资率上升到49%，最终消费率下降到48%，投资率高于最终消费率一个百分点，这种状况全世界独一无二。美国的最终消费率最高时超过90%，居民消费最高超过70%。

　　此外，产能过剩的问题还要从认识的根源上来解决。这个根源就是，我国过去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其突出的特点就是短缺，需求膨胀，供给不足，所以我国现在对产能过剩矛盾的根源缺乏深刻的认识。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本质就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的成果与人民共享，但是实际中老百姓收入的增长跟不上生产扩张的速度，消费能力赶不上生产扩张的速度。这样就出现了严重的全面的产能过剩。前30年的经验教训就是急于求成，用高投资率实现高增长，结果欲速则不达。只有认识到这个根源问题，才能痛下决心对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做一个大幅度的调整。

　　现在在我国，在分配方面大部分是由企业来决定职工的工资。那么企业在分配中当然愿意多留点利润，压低工资，这样就造成总体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低于G D P的增长速度。所以十八大提出了两个同步：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要与经济增长速度同步，居民职工的增长速度要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步。去年实现了收入增长高于G D P的增长这样一个好现象，但是这种缓慢的小幅度的调整，不足以解决积累多年的矛盾，必须要有大幅度的调整。简单地说就是让老百姓的工资增长快一点，口袋的钱多一点，特别是中低收入者口袋钱多一点，让更多的人买房子，买车，出去旅游，搞文化消费，让自己的子女接受好的教育。

　　提升消费还需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郑新立说，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是我国国民经济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国务院就发布了鼓励第三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召开了全国加快第三产业的会议。20多年过去了，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局面仍未改变。现在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 D P的比例是43-45%。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只有34%。而全世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平均水平是62%，发展中国家是50%。也就是说我国比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还要低16%。

　　我国第三产业发展长期滞后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税制不合理。第三产业实行营业税，工业实行增值税。营业税的税负比增值税的税负平均重三分之一左右。另外一个原因是受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过去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把工业、农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邮电算作是物质生产部门。国民经济统计里面只统计这五大物质部门的生产，称为工业总产值或者社会总产值。第三产业不统计，因为传统认为第三产业不创造利润，不创造价值。这个理论一直影响到现在，所以有一些地方政府一说发展经济就是发展工业项目，对第三产业长期重视程度不够。第三产业用水、用地、用电的价格都要比工业贵得多。大量第三产业是小企业、微型企业和个体户，原来把月营业额5000元作为对小型、微型企业税负的起征点，前两年在各方的呼吁下政策改变了，把起征点提高到20000元。这看起来提高的幅度很大，但是实际上按照销售利率10%来算，一个月销售20000元的纯收入才有2000元，在这个标准开始收税，比居民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3500元还低1500元，就导致民众创业的积极性受到打击。

　　一个国家要有发展前途，关键看是否重视群众性创业，鼓励创业，为小企业的发展、微型企业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政策环境。所以我国去年已经在十个城市进行第三产业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试点。主要在交通运输业、物流、科研等行业铺开，效果非常明显。如果这个改革能够尽快在全国推开，在第三产业的各个领域推开，第三产业一定会出现一个爆发式的增长。

　　如果通过第三产业的税制改革，经过五年的努力，我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就会由现在的34%提高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50%，可以创1100万个就业岗位，这样消费自然也就增加了。

　　通过改革激发科技、劳动力和资本潜力

　　除了要进一步激发消费的潜力和第三产业的潜力，转变发展方式还需要通过改革激发科技、劳动力以及资本的潜力。

　　除了要进一步激发消费的潜力和第三产业的潜力，郑新立认为转变发展方式还需要通过改革激发科技、劳动力以及资本的潜力。

　　在创新方面他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把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从十七大到十八大的5年时间里，我国各级科研经费大幅度增加，投入比例已占G D P的1.89%，接近目标值2%。尽管发达国家一般都在3%以上，最高的瑞典达到4%，第二的芬兰达到3.9%，1.89%并不高，但可喜的是，我国的科研投入总量已经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而且投入的成果已经初步显现，其中一个标志就是申请专利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去年在国内申请专利的数量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在国际专利方面，2010年美国申请了20000多项，我国申请了8000多项；到2011年，美国申请专利数量基本上没变，我国却增长了20%以上。如果按这样的相对比例关系发展下去，到2015-2016年，中国申请国际专利的数量就有可能赶上或者超过美国。

　　现在创新这方面还有两大潜力有待发挥。一个是国有企业。现在民营企业申请的专利占整个专利申请量的67%，已经成为自主创新的主力军，国有企业在这方面动作慢一点。值得高兴的是，国资委在去年发布了《关于发挥国有企业在自由创新中的骨干和带动作用的若干规定》。这个文件最大的突破就是提出把国有企业创造的技术成果列入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考核范围之内。相信国有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会得到提高。真正一些行业性的技术，还是国有企业才能担当重任，例如大飞机、航天航空、高铁技术等，民营企业干不出来。国有企业登上自主创新的舞台，担当起主力军的潜力很大。

　　第二大潜力是高校。前年，全世界的高等学校按照申请专利的数量进行排名，前50名里没有一所中国高校，美国则有30个，可见中国的大学跟美国大学在创新能力上差距很大。关键就是改革教育体制，引入竞争机制。现在一个好的势头是，根据计算，到2015年我国大学招生就要由卖方市场进入买方市场阶段，到那个时候，我国的大学招生就是学生挑学校了，有一些学校可能因为招不来人自己关门。有了这样的竞争机制，我国的大学才有可能变成一个真正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学校。

　　在激发劳动力以及资本的潜力方面，郑新立说，未来十年，我国要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面临的关键难题是提高目前农村7亿人口的收入水平，尽快解决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问题。现在城乡收入差距是3.2：1，光靠城市的收入要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是难以实现的。根据研究，全世界进入高收入行列的国家和地区，一般都具有三个条件：第一，城市化率达到70%左右；第二，农业劳动生产率接近或者超过第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第三，农民的人均收入接近或者超过城市居民的收入。我国现在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只占第二、三产业的28%，农民的人均收入只有城镇居民的31%，所以不消除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差距是难以提高农民收入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就要搞现代化、集约化农业。

　　当前，我国农业现代化面临千载难逢的机遇。第一，劳动力转移有出路。目前我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开始向东南亚转移。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加快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的转移，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全都转移到东南亚去之后，我国将失去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到那个时候再来消化农村富余劳动力就没有办法了。第二，社会资金大量富余。农业现代化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这个投入不能靠政府，政府只能起到引导的作用，靠农民自身积累也不可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证明，哪个领域对社会资金开放，哪个领域发展就有活力。农业现代化如果不能引入社会资金将会是遥遥无期。第三，市场对优质绿色农产品需求旺盛。现在农产品只要有质量信得过的品牌，即使价格高一点城里人也愿意买。千家万户的小生产是不可能保证质量的。只有搞现代化的大农业，搞合作社，搞农业公司，搞家庭农场，才能建立自己的品牌。第四，农机的生产能力完全能够满足农业现代化的需要，实在没有的可以进口。

　　要抓住现在这个机遇推动农业现代化，加快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就要实行土地确权颁证，把经营权证颁发到户。这样土地就可以转让，转让出来以后就可以获得土地转让的收益。通过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允许农民出让房产，允许流动，这会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把农村的房子卖了，就能在城里买房子。所以土地制度改革是挖掘土地资源，满足城市化建设用地需要的一个重要的举措。

　　问与答

　　问：现在很多问题都涉及到土地产权，我国的土地产权是国有或者集体所有的，现在有没有可能在一些地区开展土地私有化的试点，这是不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郑新立：现在我国城镇的土地是国有化的，而农村的土地归集体所有。有一些学者提出只有土地私有化，才能够使土地成为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一个来源。我认为这个看法是不对的。物权法承认农户对他承包的土地和他的宅基地有用益物权。用益物权就是财产权，就是除了所有权以外其他的权利都有，包括使用权，收益权，继承权，抵押权都有了。那么现在我们说产权的转让，就是财产权或者用益物权的转让。这个土地你不能买卖，你可以转让，转让的是使用权，而不是它的所有权。用益物权足以保护农户对宅基地和承包地的权益，使它变成财产性收入。至于搞私有化，我觉得没有必要。如果是搞私有化反而会引起新的更多的矛盾。我们用用益物权走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土地制度，保证土地节约和集约的利用，包括农民土地使用的权益和收益权。

　　问：您认为我们国家经济增长率还能保持多高的速度，保持多少年？

　　郑新立：未来20年保持8%左右的增长速度完全是可能的。我们人均G D P才6000美元。美国4万多美元，我们还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我们近7亿农民收入水平很低，劳动生产率很低。那么通过工业化、城市化提高他们的生产率。特别是拉平一、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使农村人口进一步减少，农业劳动力进一步减少，为未来20年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如果没有改革，这个潜力释放不出来，可能就进入低速和中速增长阶段了，我们可能就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现在有人论证中国不存在“中等收入陷阱”，我看这是盲目乐观。中国确实存在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如果我们现在不改革，不进一步释放劳动力，我们要想再保持过去的速度就很难了。保持20年的快速增长，20年我们人均G D P能达到17000美元，到那个时候速度可能才明显下降，进入中速增长期阶段。所以我们还是要提振我们的信心，看到我们的潜力，特别是围绕改革凝聚共识，通过改革释放经济增长的潜力。

　　问：城镇化是最近比较关注的热点，城镇化需要很大的一笔财政投入，这一笔投入具体怎么支出，是否会引发融资的问题，怎么解决？

　　郑新立：城镇化需要大量的投入，会产生大量的需求，从而带动经济的增长。根据测算，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所需要的城市基础设施要投资十万块钱，一年增加1000万人，就要增加1万亿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再加上其他的公共服务的投资，再加上人口由农村变成城市人口之后，他自己的货币支付能力提高了，购买商品多了，消费能力增强。所以这是今后20年，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基础的最大的动力。但是基础设施需要这么多的钱，钱从哪来？除了财政的投入之外，最重要的还是要引导社会资金的进入。财政的投入，最多只能起到一个诱导性资金的作用。就是说要通过投资体制的改革，用特许经营权的方法。所谓特许经营权就是把一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建设项目通过招标交给企业。同时赋予你一定的政策，给你减免税。用B O T或者B T这种方式，就是建设经营转让，或者建设转让的方式，调动社会资金进入。现在我们城市面临新三难，停车难，进养老院难，进幼儿园难。如果用这个政策吸引民间资金进入，让他免税、减税，优先对它供给用地，这些问题就不在话下。关键在于投资体制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