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经济而言，总量通常指的是GDP，而结构是各类经济成分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

　　笔者认为，经济总量与经济结构两者之间并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当然，GDP两位数的增长不可持续，必须加以控制，而当下所确定的7.5%左右的增速没什么大问题，应当被视为正常增长。

　　但无论多高的GDP增长都不能排斥经济结构调整，因为经济结构调整是国策，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要求。

　　我们既要强调经济增速与结构调整的独立性，又要看到二者的相得益彰。

　　所谓二者的独立性是说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之间不存在相互的替代关系，不能说7.5%的经济增长就适合经济结构调整，而9%的经济增长就不适合经济结构调整。

　　过去中国的经济增速过高，有相当大的比重是外需拉动。比如2003年之后，中国经济两位数的增长，就是西方国家透支消费的直接后果，这是开放条件下的中国无法自控的因素。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非要强调7.5%的GDP才适合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那我们一定会大力度压制中国经济增速，比如采用紧缩的货币政策。那结果将是中国经济内、外需结构被严重扭曲。因为紧缩货币无法抑制外需，但却严厉压制内需，而内、外需的比重是中国最重大的经济结构。所以，我们必须认知研究经济的结构问题。

　　经济增长必须具有适度性。这个适度性一定要以确保就业充分、社会稳定为前提，同时它又受到潜在经济增长能力的制约。我们必须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点。这一点，对于中国而言尤其具有特殊意义。

　　如果我们无视这样的前提，而一味强调经济结构调整，不顾经济增长的适度性，势必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其结果都是一个：中国经济增长不可持续。

　　我们不能人为将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对立起来。我认为，这样的“极端认识”是非常有害的。

　　无视经济增速的结构调整危害巨大。

　　首先，除旧容易建新难，无视经济总量增长而一味强调结构调整，势必导致中国经济的“青黄不接”。在这个过程中，一旦发生经济失速，政府将不得不出手托住经济增长；鉴于政府投资的特质，这势必造成经济结构的进一步扭曲，比如中国的资产负债比例结构就会出现重大畸变。

　　其次，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已经非常高，一旦发生经济失速，国际金融投机势力将不会给中国机会。

　　第三，中国经济一旦出现失速，中国银行体系当中的坏账比例会大幅增加，这势必从金融、实业各个方向把中国推入危机的陷阱。

　　所以，我们必须更加科学地认识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要有效地实现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