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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斌: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资本市场

发布时间: 2013年09月11日 11:30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 新华网 |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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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分大国的兴起和衰落

  最后,我们谈一个大的话题,大国的崛起和衰落。尽管这个话题似乎离我们很遥远,但事实上,这是每个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应该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紫禁城里的警示牌】最近有机会参观了第一历史档案馆,里面陈列着一些明清时代重要的历史文物,其中有一件不太起眼的文物,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一块木制的牌匾,立于顺治12年,颇有肃杀之气。匾上的文字是这样的:“中官之设,虽自古不废,然任使失宜,遂贻祸乱。近如明朝王振、汪直、曹吉祥、刘瑾、魏忠贤等,专擅威权,干预朝政,开厂缉事,枉杀无辜,出阵典兵,流毒边境,甚至谋为不规,陷害忠良,煽引党类,称功颂德,以致国事日非,覆辙相寻,足为鉴戒。朕今裁定内官衙门及员数执掌,法制甚明,以后但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属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特立铁碑,世世遵守。”大概意思是说,明朝宦官当政误国,导致国家崩溃了,所以清朝就要严防宦官干政,以后但凡有清朝的宦官犯法干政,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据说最开始的一块牌匾是铁制的,后来用木匾复制了很多块,在紫禁城的多处都悬挂着,时时提醒和警示太监们。

  这块牌匾的背后,折射了康乾盛世的原因。台湾人傅乐成所著的《中国通史》中,有这么一段文字:“中国历史上促成改朝换代的内在因素,不外四端,即:外戚、宦官、权臣和藩镇,但满人能使这四种因素的危险性,减到最低的程度。”也就是说,清朝建国后,总结了历朝历代出问题的原因,无非是四个,及外戚如吕后篡权,宦官如明朝魏忠贤,权臣如司马懿篡位,藩镇如安史之乱。于是清室用了很多的制度安排来降低外戚、宦官、权臣和藩镇对政权稳定的威胁,紫禁城里的这块牌匾便是威慑太监的制度安排之一。这些努力果然很奏效,清军入关,作为异族入主中原,不到几十年的治理,便迎来了康乾盛世,长达近150年。

  在第一历史档案馆中,还珍藏着另外一件文物,是乾隆皇帝登基那年的元旦开笔,在洒金宣纸上手书了昭告天下的祝福,上面的文字是:“元年元旦海宇同禧和气致祥丰年为瑞”,并且“愿共天下臣民永享升平”、“所愿必遂所求必成吉祥如意”。此时的乾隆皇帝,志满意得。他有足够的理由,因为此时的中国,经济总量占到全球的三分之一,而且还是全世界最有秩序的国家,所谓礼仪天下。这一年,是1736年,离宣告清王朝走向崩溃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相距大致正好100年。

  1840年,英国派遣舰队和4000人的远征军,从广州一直打到天津大沽口,所向披靡,拥有100万军队的清朝被迫乞和,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开启了此后绵绵不绝的不平等条约的历史。随后的100年中,中国人民一直在痛苦中挣扎。

  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新生的王朝,清朝将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中的诸多错误加以纠正,完善了各种制度安排,尽量消除了各种威胁政权的因素,做到了几乎最好,而清王朝也因此而迅速崛起,进入康乾盛世。但不幸的是,清王朝的文明是一个封闭的文明,它不知道在遥远的欧洲悄悄兴起的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文明,清王朝的文明也是一个落后的文明,它极尽所能地自我完善,但仍然是一个相对落后的文明,当清王朝的文明最终与外来文明碰撞时,便不可避免地一触即溃,转瞬之间,由盛而衰。

  【澳大利亚的兔子】封闭的文明有一点像封闭的生态系统。澳大利亚是一个封闭的生态系统,它在5000万年以前飘离了大陆,尽管幅员辽阔,但是几只小小的兔子就差点儿把它的生态系统毁灭。早期欧洲移民带了几只兔子过去,兔子在澳洲没有天敌,结果很快泛滥成灾,到处都是兔子,澳大利亚的生态系统几近崩溃。最后,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发现了一种蚊子,它能够在兔子之间传播病毒,把兔子给治住了。 无独有偶,澳大利亚生态系统还崩溃过一次,不过这一次不是因为一种动物,而是一种植物。在1860年,澳大利亚人从南美引进了仙人掌,省得在自己庄园周围筑篱笆,结果澳洲的气候过于适宜仙人掌生长,最后整个澳大利亚到处都是仙人掌,生态系统又几近崩溃。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又经过了艰苦的努力,发现了一种能遏制仙人掌的夜蝴蝶,总算最后找回了平衡。

  和生态体系类似,封闭的文明也很脆弱。一个封闭的文明可能看着很辉煌,但是如果它不知道别的文明正在兴起,就可能处在一个极端危险、极端脆弱的境地中。清朝就是因为错失了市场经济的新文明,与工业革命失之交臂,所以当西方的坚船利炮到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根本无力抵抗。

  因此,真正的崛起一定是一个开放的文明。未来,我们在推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一定要开放胸怀,不断了解、消化和吸收所有最先进的文明要素并为我所用,才能做到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地崛起。

  【美国为什么会崛起】 前些年央视拍过一个纪录片,叫《大国崛起》,策划的时候曾经参加过他们的内部座谈会。我当时给他们提了一条建议,建议他们的片子总结一下各个国家崛起共同的规律,这样可以更好地为中国的崛起所借鉴。大家说,好像看不出有什么共同的规律,我说,至少有一点是可以成立的,那就是,哪个国家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文明,就一定会崛起,不管它多么弱小,自然条件有多差,也势不可挡。

  十七世纪的荷兰,崛起成为了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的面积非常狭小,4万平方公里,大约两个半北京,而且国土面积的70%处在海平面之下,往往一次潮汐袭来,就化为沼泽。但是,它掌握了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文明,自由贸易,当然,自由贸易的前提是宗教宽容。大家都知道,中世纪的欧洲宗教迫害非常严重,一个人会因为另一个人相信的上帝跟他相信的上帝长得不一样,就一定要把对方置于死地,但荷兰人不一样,他们说,我不关心你相信的上帝长得什么样,你只要到我这里来做生意,只要交税,我都欢迎,只是这么一条,阿姆斯特丹就成为当时欧洲最繁华的市场。他们继而将贸易扩展到海上,成为了闻名世界的“海上马车夫”。所以这个国家的立国原则中,有一种崇尚自由贸易的精神。在十七世纪中叶,这个国家就已经几乎拥有了现代金融市场上的一切工具,包括买空、卖空、杠杆、期权等等。荷兰人后来移民去美国,他们给所在的城市起名叫新阿姆斯特丹,这就是纽约的前身。《伟大的博弈》的作者,美国金融历史学家戈登有个观点,正是因为这么一群热爱交易的人跑到了纽约,才有了华尔街的兴起,这有一定的道理。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荷兰崇尚自由交易的痕迹,在阿姆斯特丹,你会发现这里可以公开交易世界上绝大部分地方都不允许交易的两样东西:第一是性;第二是大麻。

  无疑,十八至十九世纪,英国的崛起缘于工业革命,而十九至二十世纪,美国的崛起则是因为,第一,自由经济,第二,资本市场。1789年,美国建国,此前的两年,1787年,当时美国只有13个州,他们在一起搞了个约定:州和州之间不允许有贸易壁垒。这在今天已经不算什么,但大家可能不知道,1787年的法国,从里昂到马赛,不到1000公里,运一车货物过去要交50次以上的税负。所以美国一旦建国,就以最快的速度超越了欧洲,为什么?因为自由市场的经济体制促进了物资、人才和资金的迅捷交换。美国金融体制从一开始也遵循了类似的原则,资本市场和华尔街一直在美国经济体系中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使得资本以最快的速度流动,各种生产要素也得以证券化并以最快的速度交换,在美国经济崛起的每一个里程碑中,无论是重工业化,还是高科技浪潮,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资本市场的身影。

  我最近读《世界通史》,注意到一个算不上非常引人注目的事实,充其量算是历史的注脚,但却很能说明问题。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剩下了三艘航空母舰,1943年,两年之后,美国有多少艘航母? 50艘。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强大的重工业,美国的重工业背后是什么?美国的资本市场,所以战争往往也是经济制度和金融制度的竞赛。所以我当初翻译《伟大的博弈》的初衷,一方面是希望大家了解资本市场的演进历程,另外一方面也是希望大家能从中探究美国崛起的根本原因。事实上,华尔街在推动美国崛起进程中的作用是无法替代也不能低估的,在某种意义上,美国之所以能够崛起,根本原因在于其掌握了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先进的经济文明,有其必然性。我们现在要推动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崛起,也必须要了解和掌握资本市场,这样我们才能站在其他人的肩膀上,比他们走得更好,也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的崛起。

  【大国的衰落】有国家兴起,也有国家衰落。很多人说,美国的崛起是因为地大物博。如果大家到过美国,印象应该非常深刻,美国的确地大物博,但是如果你有机会到过阿根廷,你会发现,阿根廷更是地大物博。这个国家的面积是美国的三分之一,但人均可耕地面积是美国的将近2倍,且白银、铜矿、森林等各种物产丰富,而人口只有4000万,略多于我们中国的一个城市,重庆。所以人均资源的丰富,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无法比拟的。列举一种很多人不太关注的资源,便可见一斑,这种资源叫水资源。2008年,我们访问阿根廷,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机场一出来,放眼望去是一片汪洋。我们当时感叹,大西洋真是浩瀚无边,接待我们的阿根廷人乐了,说这不是大西洋,这是一条河。阿根廷的拉普拉多河,入海口有上百公里。我说你们阿根廷人什么都不用干,100年之后地球上最缺的是淡水,你们只要向中国人出口淡水就可以活得很好。阿根廷和巴西之间的伊瓜苏瀑布气势如虹,一泻千里。我们中国最大的瀑布,叫黄果树瀑布,去年到贵州开会,会议结束,当地的同志说安排大家去黄果树瀑布看看,我说挺好,还是小时候在年画上看过。当地的同志说,不过需要提醒一下,有可能没水,但也有可能有水。什么时候有水呢?领导来的时候放点儿水。

  1913年阿根廷和美国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人均GDP都在4000美元左右。100年后的今天,美国人均GDP达到了4万8千美元,阿根廷仍在缓慢的增长和各种社会矛盾中挣扎。可见国家与国家长期的竞争,在于体制和机制。阿根廷的百年史,或许印证了经济学里一个著名的词汇,叫“资源诅咒”,有的时候资源过于丰富,反而失去了前进的动力。

  【正在衰落的欧洲】如果说上个世纪衰落的是阿根廷,那么这个世纪正在衰落的是欧洲。最近,网上刊载了一篇文章,列举了欧洲正在衰落的20个事实。为什么我们一直认为欧洲的衰落将成为一个趋势?前面我们分析过欧洲问题的三大因素,高福利主义,欧元困境,和全球化时代的竞争力不足。其中最为重要的非市场化程度太高造成的竞争力不足。除去国民性和资源等因素,一个经济体的竞争力依赖于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是劳动力成本;二是创新能力。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过去十年中大致翻了三倍,但在相当多的领域中还是欧美的十分之一。在劳动力成本方面,欧洲比不过中国,也比不过巴西和印度。而创新能力又比不过美国,为什么?因为创新能力取决于社会的经济金融法律等体制的支持,而欧洲在这些方面的体制优势远不如美国。以金融为例,欧洲的金融体系严重依赖商业银行,资本市场不发达,带来的问题是创新能力严重不足。所以欧洲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生存空间受到两头的挤压,前景堪忧。这是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诸国从中长期来看最根本的症结。

  【失落的日本】日本经济存在着类似的困境,失去了20年,可能还要再失去20年。最近,安倍政府上台,搞了一个无限量的量化宽松政策,但这并不是解决日本问题的真正办法。除了老龄化等社会问题以外,日本经济的最大症结是经济和金融体制的非市场化。近年来,日本的民意调查多次显示,日本已经患上“大企业病” ,年轻人对未来工作的最大憧憬,不是东芝,就是索尼,至于到东芝和索尼去做什么,无所谓。如果大部分日本的年轻人,宁可到东芝索尼去扫地也不肯创业的话,那么这个国家是很难有希望的。日本的财政部长2005年到访证监会的时候曾经说过,日本金融的最大问题,就是商业银行占绝对主导,资本市场不发达,大企业和大银行捆绑式发展。企业出了问题银行就破产,银行出了问题企业就破产,破产后清理不良贷款,日本就花了12年。欧洲和日本还有一个重要的机遇,就是加强与中国经济的结合,所以,日本比起欧洲来说,还有一个优势,就是离中国近,我们“解放”日本比欧洲方便一点。事实上,中日之间技术和资金的互补优势是巨大的。日本如果能够出现真正的政治家,认清形势,不再热衷于短期的政治投机,对内推动市场化改革,对外促进中日友好,日本经济的衰退步伐才有可能真正停止。别的不说,2012年底,中国人均GDP超越了6000美元,13亿人有巨大的社会需求,其中的一小部分去日本旅游或休假一趟,日本的GDP增长率可能就立刻会由负转正。

  【洗心革面的韩国】不仅日本,韩国的问题曾经也很严重。朴槿惠最近当选为韩国的总统,我们观察过去几十年中,韩国总统的结局似乎都非常不幸,不是坐牢就是跳崖,无独有偶,韩国大企业家的结局往往也很悲惨,为什么?英语里有个词儿叫Chaebol,借的是韩语的发音,专门指的是韩国财阀。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韩国经济和金融体系中,封建主义和非市场化因素很重,大企业、大财团和政治家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最后是害人害己。后来韩国走了一条脱胎换骨式的发展路径,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痛定思痛,走了一个比较市场化的发展道路。从金融体系来说,韩国摆脱了原来财阀主导的金融模式,出台各种政策支持资本市场取得巨大进步,科斯达克成为了仅次于纳斯达克的全球第二大高科技板块,国际市场有评价认为韩国市场已经超越了新兴市场的阶段,进入了发达市场的行列。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三星超越索尼,并不偶然。我们在九十年代初去美国留学的时候,索尼是那时美国市场上皇冠上的明珠,三星还是垃圾产品,而今天三星已经全面超越了索尼,可见资本市场的发展对新兴产业的崛起有多大的促进作用。

  【阿姆斯特丹的鲜花市场】九十年代中期,我在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学习,芝加哥号称是市场经济的堡垒,前后出过几十个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叫Sam Peltzman的教授,他没有得过诺贝尔奖,据说与之错失交臂,但他安之若素,非常平和。他曾经在课上讲到过,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鲜花市场,你要是看过这个鲜花市场,就能够理解什么叫做市场经济。后来九十年代末期我在伦敦工作期间,有一个周末专门飞到荷兰去看了这个鲜花市场,它叫阿斯米尔鲜花拍卖市场,号称有200个足球场大,还是室内的,确实是一眼望不到边。每天早晨开始,荷兰各地甚至欧洲各地的鲜花都源源不断地运到这个鲜花市场,下午四点拍卖开始,先拍卖郁金香。大家都知道荷兰式拍卖,比如说一束郁金香10荷兰盾,没人要就9荷兰盾,再没人要就8荷兰盾,直到有人要为止,这样,或许四点半的时候郁金香的价格就确定了,其他鲜花的价格则以郁金香为参照。也就是说,四点半的时候,所有鲜花的价格都全部确定。然后,这些鲜花被分装,打包,运往世界各地。第二天凌晨,在纽约的8点,这些鲜花会出现在纽约的街头,在伦敦的8点,这些花会出现在伦敦的街头,在东京的8点,会出现在东京的街头。它绝不会在伦敦的8点出现在纽约的街头,也绝不会在东京的8点出现在伦敦的街头。Peltzman教授问了一个问题,全世界有哪一个伟大的政府能够做到这点?恐怕没有。也就是说,鲜花市场中无形的手,鲜花市场中无数的参与者,在追逐自己利益的同时,把这些鲜花送到了它们该去的地方,而且准确无误。

  当然我们可以跟他辩论说,你不应该低估政府的作用,没有政府怎么能够保证航班准点到达呢?没有政府你怎么能保证鲜花在街上不被人抢劫了呢?这个鲜花市场的例子正好说明了政府和市场的不同定位,政府的职责是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稳定,扮演守夜人的角色,但资源的配置主要要依靠市场。也就是说,我们要依靠鲜花市场中无形的手,把鲜花送到最需要这些鲜花的地方去;同样,我们也需要资本市场中无形的手,把中国的金融资源送到最需要这些资源的地方去,同时也使这些资金有机会获得最好的回报,这就是我们发展资本市场最大的要义。

  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无形的手和有形的手的分工,无形的手配置资源,有形的手维持社会秩序。如果有形的手想要多做一点,那就应该把重点更多地放在建设市场体系,提高市场效率,帮无形的手更好地发挥作用,而不是替代它。这正是今天中国所在的阶段,我们作为监管机构、作为政府部门,可以比美国做得做得更多、更好的地方,这样我们就有机会推动中国经济更快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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