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想到这一响成了标志性事件”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平整后的蛇口一湾海滩将规划建设集装箱码头。

２１世纪初，蛇口赤湾港新貌。

　　■讲述人：

　　●陈金星 １９７９年在蛇口工业区指挥部负责工程、征地、规划，历任蛇口工业区党委委员、蛇口工业区房地产公司首任总经理、蛇口工业区管委副主任、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孙绍先 １９７９年交通部派驻蛇口工业区，任技术工作组副组长兼总工程师室副主任，１９８１年调入蛇口工业区，历任蛇口工业区管委会委员、总工程师等职

　　●诸彪 １９８３年深圳蛇口工业区工会俱乐部美工，曾在蛇口工业区党委宣传部文化科、党群工作部文化科、企业文化建设部任职，现就职于招商局历史博物馆

　　在微波山和龟山之间的山地，挖了六个洞，每个洞里填了两到三吨炸药。１９７９年７月２日，六个洞同时引爆，成功爆破

　　陈金星：记不清是哪一天了。那时候工业区人不多，我是１９７８年勘察时候就到蛇口了，１９７９年１月正式留下来，在指挥部办公室负责工程、征地、规划等工作。负责炸山的是四航局的人，前一天他们就告诉我们要炸山了，这事当时大家都得到了通知。第二天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们七八个人都在指挥部，就听到轰隆隆一阵响，像地震一样，过了一会，四航局的人跑来报告，说爆破很成功。我们跑过去看的时候，推土机呀、车呀都上去了。

　　孙绍先：炸山这个事情我是亲历者。我当时是交通部派驻蛇口工业区的工作组副组长兼总工程室副主任。他们都说我是交通部派来的间谍，是监视蛇口的。后来我就“弃暗投明”了，１９８１年我就正式调到工业区了。

　　当时蛇口是要修３０００吨码头，当时那里全是荒山，只有现在的南海酒店那边退潮的时候有条小路，其余的都要翻山走，很难走。当时，码头那边的滩涂已经开始清挖了，要建６００米的码头，大概需要填土４０万方左右，按当时的价格，一方土运过来是１５块钱，太贵了。

　　现在记不清是怎么开的一个会，反正记得是会上拍的板，炸山！就是微波山和龟山之间１００米宽、２００米深的这一块，大约能炸出４５万方土石来。当时四航局的副局长马国安（音）负责这件事，挖了六个洞，每个洞里填了两到三吨炸药，我一再叮嘱他，一定要保证同时炸响，留下哑炮可就麻烦了。还行，炸得很成功，同时响了。

　　诸彪：我一直负责工业区大事的记录，但这个时间也是很难确定。也反复向老同志求证，有一些老同志曾经跟我说过，原来定的是７月１日，后来考虑到是党的生日不太合适，就推后一天。所以，在《辑录蛇口》一书中，我们就把开山第一炮的时间确定为７月２日。

　　（旁白：从查阅的资料看，蛇口工业区本身对这一时间没有权威的认定，其最新出版的画册《春天的故事》中，这一时间只是被定为１９７９年７月。而诸彪收集到的《蛇口》十周年纪念封的邮戳上，这一时间确定为１９７９年７月２日。）

　　“那时候我做规划，最初的设想是参照台湾新竹的模式，搞个出口加工区”；“我们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最大的理想就是能做一点事。”

　　陈金星：因为我是搞工程的，炸山呀爆破呀对我们来讲很平常很普通，倒是搞工业区这件事我一直提心吊胆的，直到１９８４年小平视察南方之后才彻底放心了。我原来是在交通部广州的设计院任设计室主任、党支部书记，上下班五分钟的路，不知道有多舒服。我来蛇口，回一次家要六个多小时。人们都说我疯了。但我们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最大的理想就是能做一点事。

　　那时候的蛇口条件太苦了，一双凉鞋、一顶草帽、一个行军壶就是全部武装了，天气非常热，蚊子大苍蝇多，到哪里全是靠两条腿走。一年多以后才给每人配了辆凤凰自行车。

　　那时候我做规划，最初的设想是参照台湾新竹的模式，搞个出口加工区，哪里想到会搞到那么大。

　　（旁白：当时，李先念想批给蛇口工业区的是整个南头半岛，但袁庚没敢要，只要了其中的２．１４平方公里，开发用地约３００亩。）

　　后来我一看，土地是真不够用，我就跟袁庚建议说，工业区码头一建，还要搞配套，这么小的地方要五脏俱全，根本不够用，三个人吃饭跟十个人吃饭是两码事。我记得是１９８１年，快过年了，我找到深圳市规划局，才划定了现在的红线。

　　那时候，最开心的就是经常见到中央领导下来，其实就是内心里对事业的一种渴望吧，领导来了，就是对我们的肯定嘛。

　　孙绍先：蛇口当时太艰苦了，不是夸张，我吃的挂面是从北京带来的，连用的手纸都是从北京带来的。记得有一次我正在饭堂吃饭，突然来了一个港商，我去接待了一下，等再回来，饭上面全是苍蝇。我要调到蛇口工业区的时候，一位老红军、原交通部水运规划设计院副院长好心忠告我：“不要把饭碗砸烂了。”

　　诸彪：我弟弟先来了蛇口，在集装箱部搞后勤。我是１９８２年送朋友去香港，顺路看我弟弟。当时到工业区的路很难走，中巴进不来，自己背着行李很辛苦。不过，两样东西立刻吸引了我。一是信息，从香港到这里，让我感觉外面的世界好精彩，得到的信息不知道是在内地的多少倍；第二是大海，当时这边的海水非常清澈。小鱼就在脚面上游着，许多人直接下海游水。于是我就参加面试，留在了工会。当时的指挥部就在渔民房，饭堂是铁皮房，印象里有一道鸡翅很好吃。

　　“我们那个时候哪里敢想这么伟大的事件，当时心里就有一个思想准备：跟着袁庚坐监狱”

　　陈金星：有了开山第一炮这种说法，应该是在１９８４年小平视察南方之后的事了，也是媒体宣传的吧。

　　孙绍先：肯定是八几年的事了，小平来了以后吧。我们那个时候哪里敢想是这么个伟大的事件，当时心里就有一个思想准备，跟着袁庚坐监狱。

　　（旁白：正是因为这样，当时并没有留下太多的资料，甚至现在广为流传的那张开山第一炮的照片，是否是当时的现场同样不好确认。）

　　诸彪：我是１９８２年来的，我到的时候还没有听说开山第一炮这种说法。等到后来有了这样的说法，我负责资料收集整理的，也看到了那张照片。我就反复跑到现场那边去看。当时炸山的地方是在微波山和龟山之间，应该是个山包才对，但这张照片上却有一个整齐的平整切面，一看就是已经平整过的，不像。而且，这张照片不是照相机拍的，是从电影胶片上截取的，所以，我基本判断，这张照片不是准确的“开山第一炮”。但它肯定是最早拍摄蛇口开山建设的照片。

　　（旁白：从改革开放进程的意义上讲，开山第一炮具体的时间、照片是否相符已经不是很重要了，重要的是从那时起，中国人的思想被“炸”开了。）

　　“开山第一炮炸出了一个‘四分钱奖金’的事”

　　陈金星：我记得当时遇到非常多的困难，但我们都想办法把它解决了。缺少资金的时候，我们试过炸山卖石头；为了引进金融单位，我们给中国银行的地一分钱都没要；引进玻璃厂的时候，我得自己去跑贷款。这样做行不行呢？当时梁鸿坤同志说：“可以做试验。”就这样，一个个看上去非常困难的事就一个个解决了。

　　那时候当地的老百姓非常淳朴，很支持我们，要地，要房子，都给，全靠他们了。

　　孙绍先：开山第一炮直接炸出了一个“四分钱奖金”的事。当时炸山填海，四航局来了七八十个车，可跑了两个月，工程进展非常缓慢，一辆车每天只跑二十趟，而且就拉半车，按这个速度，肯定赶不上工期。其实也怪不得工人，蛇口的七八月，太热了，那荒山边连个阴凉地都没有，我上工地一看，工人们好多都在车底下乘凉睡觉呢。

　　我就向袁庚汇报这件事，袁庚想了一下说：“能不能搞点奖金？”

　　搞多少？怎么搞？我们当时测算了一下，拉土的距离也就３００多米，一辆车一天跑个８０车应该没问题，最后就确定每人每天的定额是运５５车，完成定额每车奖２分钱，超过定额，每车奖４分钱。

　　结果，积极性立刻被调动起来了，我记得最多的人每天跑１３１车，一天奖金就是４．１４元，一个月能挣１００多块钱，那时候工资才多少钱呀！

　　（旁白：１９８０年４月，这一政策曾被上级有关部门勒令停止，与之相应，工人每天的运量立刻下降到２０多车，施工速度明显下降。７月３０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副总理谷牧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２０６８７号上对蛇口工业区实行超产奖作了重要批示。８月１日，工业区恢复超产奖。）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口号标牌，在不同时期有五个版本竖立于蛇口街头

　　诸彪：其实当时的蛇口并不像现在想的那样特别轰轰隆隆，我当时经常骑着车去转，感觉这里现代化程度很高，都是车和机器在动，人不多，除了时不时听到炸山爆破，还是挺清静的。

　　我的工作就是负责记录重大来访重大事件，所以也就特别留心蛇口工业区的特征与景象。“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是蛇口人的著名口号，１９８１年底立于蛇口街头。从第一块标牌始至今，这块标牌在不断地翻新变换着，然而内容不变。所以，我专门画了一幅国画记录这个特别的口号。画面上，穿插于蛇口今昔画中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口号标牌，是曾在不同时期竖立于蛇口街头的五个版本。最下部的一块为新近一块，已加上了英文，现仍竖立于蛇口客运港出入道边上。画面顶部节录邓小平对蛇口口号的评价；中间画面为１９８４年国庆，蛇口工业区悬挂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彩车驶过北京天安门，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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