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四川成都,今年72岁了。解放前,在南充一家缫丝厂当工人,解放后受到党的培养,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四川省轻工厅、纺织厅、丝绸进出口公司任职。1989年身负重任,带领“一百零八将”川籍员工,来到深圳一家港资服装加工厂,并以中方代表的身份,出任总经理兼党支部书记。
从旧社会的丝厂童工成长为处级干部,又在知天命之年离开四川,被派到距家乡千里之外的深圳,在边陲小镇的“边陲小村”大梅沙白手起家。
百多尔时装公司创立之初,港商派来7人按照香港模式管理企业,企业一开工就亏损数十万。我是临危受命当的总经理,当月实现赢利,3个月后工厂彻底扭亏为盈。十多年来,百多尔投资方先后发生变化,但企业始终保持良好业绩。时间最紧的订单,要提前完成;难度最大的产品,要确保质量。而最繁琐、最难操作的大规模迁厂工程,几百万元的设备搬家,我们只花了2500元的车费,连一只灯泡都没有打碎呀。
这就是深圳速度、特区效益,我们的组织管理效率之高,让投资方难以想像。1999年三方合资协议到期,投资方回报率超过500%。连着几年,百多尔规模不断扩大,工人从当初的“一百单八将”,猛增到500多人。合资港商说“王总是一笔财富”,我听了自不敢当,但对得起家乡,对得起深圳,心里踏实。
我认准一个理:不管是什么经济模式,只要采取恰当的党建形式,就能为企业赢得经济和社会双重效益。1990年,厂里有3个党员时,我在当地党委支持下,成立了梅沙地区第一个民营企业党支部,目前已经发展到24名党员。百多尔最优秀的员工是共产党员,各个重要岗位的骨干是共产党员,此外,还成立了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组织。
在我们公司,多年来不用请保安员、不围铁栅栏、不用打卡机,更不会扣压员工的保证金和证件。为员工购买各种社会保险,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模特队、秧歌队经常参加街道、区里和市里的大型活动。我还亲自动手,为打工夫妻设计了100多间夫妻房,尽量为他们想得更周到些。
深圳是个好地方,干事创业的大舞台。如今,我们的产品跻身国内十大女装品牌之列,更是盐田的守法诚信纳税大户。近20年来,从四川贫困地区先后带出500多名娃娃们,大多数已在百多尔干了十多年,有的待遇再好也舍不得离开。许多人靠打工在家里盖起房,甚至有了以前从不敢想像的十几万存款。(作者:金涌 刘伟 原载《深圳特区报》2008年11月24日)
责编:王玉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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