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特区

　　2001年的11月10日，随着卡塔尔财政、经济和贸易大臣卡迈尔一锤落下，中国长达15年的“入世”征程走到终点。伴随着中国“入世”而来的，是人们对“经济特区”继续存在下去的质疑。

　　不少人认为，深圳经济特区执行国内税、关税等优惠政策，与WT O的精神是相违背的。“入世”以后，经济特区的这些优惠政策都该取消。但问题的关键是，优惠政策是经济特区发家的立身之本，如果这些赖以生存的根本没有了，那特区还是特区，深圳还是深圳吗？2001年的深圳，很多人都在思考这个同样的问题。

　　早在2000年1月，国务院成立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吹响西部大开发的号角，东部各中心城市也催马扬鞭，加上20世纪90年代的浦东开发，全国已经形成“万马奔腾”的局面。作为曾经“领头羊”的深圳，已经明显感到一种追兵在后甚至是落后的压力。

　　这一年，深圳原有的“人无我有，人后我先”的政策优势迅速消失，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体制先行优势也开始弱化，现代化建设的示范功能和改革开放风向标的政治功能也越来越小，所谓的“窗口”、“试验场”、“排头兵”的提法，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

　　作为新世纪的第一年，2001年是全球人才争夺日趋激烈的一年，也是中国各级政府主动出击开创人才工作新局面的一年。这一年，深圳进行了新中国首例行政机构改革，提出了“大部门”的改革思路，完善了大行业、大系统的机构设置；这一年，深圳推出六项吸纳优秀人才新政策，掀起了一股“孔雀东南飞”的高潮，深圳的“人事改革年”由此拉开帷幕；这一年，深圳地铁一期工程全面开工，成为深圳市一张崭新的城市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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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大部门”改革思路

　　新中国首例行政机构改革

　　2001年，深圳政府率先提出了“大部门”的改革思路。这一年的11月，中国经历15年艰苦谈判后加入世贸组织。而政府如何“入世”，成为当年中编办选择深圳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的直接动因。

　　作为当时改革方案的主要设计、参与者，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马敬仁首倡“行政三分制”。据马敬仁介绍，深圳曾进行过多次政府机构改革，但历次改革没能走出两个怪圈：一是权力一收即死、一放就乱；二是机构改革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循环。在这位学者看来，过去的改革侧重机构和人员调整，没有考虑怎么给政府的事务做减法。新的改革思路就是要把这些事务尽量剥离出去，政府管得少了，机构精简、政府职能转变均可自然实现。

　　深圳社科院院长乐正亦表示，虽然深圳一直在探讨“大社会小政府”的模式，在建立特区的最初10年里连人大、政协两套班子都没有设置，但相对于一些国家和地区，深圳市政府仍然是一个“大政府”，管的事情太多。“香港城市规模和深圳差不多，连副特首都没有，管得好好的。深圳九个副市长，整天忙得不亦乐乎。”这样的对比让乐正很是感叹。

　　“过去我们一直强调一把手的作用，但要建立有效的制约机制，得从制度着手。”马敬仁认为，在没有条件建立外部制约机制的情况下，只能走内部制约之路。当时能做的，就是在政府部门内部把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分开。按照马敬仁的设想，政府的决策部门和执行部门不仅分工不同，同时也是有大小之分的。决策部门按大行业、大系统进行设置，数量较少但管的面较宽。每个决策部门对应若干个执行部门，执行部门规模较小，职责则相对专业和独立。决策部门和执行部门之间，以“行政合同”或“绩效合同”确定双方的权、责关系，监督部门则依此合同文本行使督察之职。

　　根据中编办改革试点的要求，市编办在草拟、上报《深圳市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建公共行政管理体制试点的意见》的同时，还同中央编办、省编办及相关部门组成改革考察团，先后赴香港、新加坡和英国对三地的行政管理模式进行重点考察。根据此次改革试点的目标与重点，有关方面积极借鉴香港和国外公共行政的经验，结合深圳市行政管理体制的现状，着手草拟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共修改完善了16稿。中编办专门成立了深化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指导小组，并对深圳市的方案起草先后进行了7次具体指导。

　　最终讨论的结果与最初的设计方案渐行渐远，改革动议在高调宣布后再无下文，相关改革黯然终场，就此陷入6年的沉寂。然而不少学者认为，这次改革进一步完善了大行业、大系统的机构设置，为探索建立行政决策、执行、监督职能既相对独立、制约，又协调高效运转的新型政府组织架构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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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出六项吸纳优才新政

　　掀起了一股“孔雀东南飞”高潮

　　2001年1月在京举办的全国人才交流大会上，名不见经传的江苏泰州市第四人民医院掷地有声：给每位引进的高层次人才30万元安家费。而扬子江药业则深谙“安居乐业”的道理，干脆为每位加盟的博士生提供一辆专车和一栋别墅。凭借着高薪这一“杀手锏”，仅仅两天，江苏1100多家招聘单位就有了3000多高层次人才的“大进账”。

　　而为了吸纳八方贤士，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不仅早已取消了人事计划单列制度、引进人才地区限制、城市增容费等壁垒，还在年薪、住房、福利、子女教育等方面开列出了优厚“价码”。

　　面对2001年全国各地激烈的人才争夺战，深圳市市政府决定大胆改革，构筑一个“人才特区”，全面提升深圳的人才综合竞争力。这一年的1月31日，深圳市人事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六项吸纳优秀人才的新政策。此举在广大市民中间引起强烈的反响，深圳的“人事改革年”由此拉开帷幕。

　　根据市人事局新政策的规定，一是要取消人事计划单列制度，对具有用人自主权和独立法人资格的用人单位，不分规模大小、所有制性质，一律采用“人事立户登记制”；二是要取消下达人才引进指标制度，用人单位凭《人事立户登记册》，就可以直接到调配部门办理有关干部调动手续；三是要取消人才引进考试制度，除公务员录用和事业单位进人继续实行必要的“入口”考试之外，对人才的引进一律免于统一考试。此外，还要取消引进人才的地区限制，边远地区的人才引进与全国其他省区同等对待；取消先男后女的引进人才制度，在办理人才调动时，夫妻双方均是干部身份的，男女任何一方均可先调；取消人才入户前的统一培训制度，由市人事部门统一编印培训材料，由用人单位根据需要自行组织培训。同年的4月份，深圳又决定从8个方面深化人事干部制度改革，期望做到“求贤不问出身”“用人不设壁垒”。

　　有专家认为，同北京、上海等内地城市相比，深圳市构筑“人才特区”六大政策的出台，不免有“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滞后”之感。但深圳的人才新政策，体现的是新世纪深圳人才引进的新观念新眼光，更反映了一个城市开放、公平、宽容文化以及为所有人创造平等条件的精神。

　　“大量的高质素专业人才，特别是高科技专才的引进，将使深圳人口的容量进一步扩大，在人口质量上将有一次质的提升，一个人数众多的知识阶层，将成为深圳人口的核心部分，深圳必将形成由一个核心知识阶层共同构造成的富有鲜明特色的‘知识阶城’。”综合开发研究院旅游与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宋丁这样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