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社会，有一些比较典型的现象，其严重性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在政治层面，每年有数万起群体事件；在社会层面，有医与患的矛盾，患者弑医，血案连发；在经济层面，有生产商与消费者的矛盾，毒奶粉和毒胶囊禁而不绝，底线尽失；在家庭层面，每年200万对夫妻离婚，亲人反目成仇，家庭悲剧层出不穷；在道德层面，更有小悦悦事件中数名路人良知泯灭，震惊世人。

　　上述现象描述的是社会裂痕。它给公众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人与人之间冷漠无情，阶层与阶层之间隔阂日深。全局而言，这种印象是偏颇的。但是这种印象通过一次次极端事件，对公众意识进行一次次强化，结果使得社会公正、信任和安全正处于流失当中，增加的却是对抗、仇恨和危险。

　　按照社会学的理论，从传统社会演进到现代社会，社会裂痕必然出现，正如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所言：“社会失范(anomie)是由于传统社会中的机械团结解体，而现代社会的有机团结尚未建立而导致的”。但是，中国社会的失范与分裂显然有更特殊更深刻的原因，它不应归因于中国人的素质，而应当归因于体制的困局。经济体制改革的偏失、社会体制改革的滞后、司法体制改革的失效引发并加深了社会的裂痕。

　　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的同时，也造就了国企垄断和有限市场经济的集合体，这是最初“摸着石头过河”时所未曾预料到的。可以说, 国企垄断和有限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收获的“两块大石头”。

　　追溯历史，这一转型发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央财政危机。在经历可怕的财政危机后，对财政危机的恐惧，极大地影响了之后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政策，主要是中央与地方税制分立和国有企业垄断地位的形成，并在近十年中不断强化和成熟。

　　虽然它们保障了国家层面的财政安全，但是，事后观之，这是一只潘多拉的盒子，它成为种种社会乱象的深层经济根源：税制分立使得地方政府过于依赖土地财政，引发野蛮的拆迁暴行；国企垄断则为权力和经济利益提供隐蔽的交易平台，严重破坏社会的分配机制。民间经济资源逐渐枯竭，政府投资成为经济驱动的主要模式，权力寻租必然广泛滋生。特权利益集团和民众的贫困化根由于此，社会裂痕就是这般被制造出来的。

　　更为可怕的是，国企垄断和有限市场经济的集合体已成为一个稳固的均衡状态，甚至GDP的增长率也依赖它，它不可能被轻易打破。

　　尚未完成改革任务的经济体制虽是社会裂痕的根源，但是，社会体制原本可在一定程度上纠正现行经济体制的偏失，维护社会的团结。但是，遗憾的是，各类重要的社会体制，包括医疗体制、教育体制、收入分配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任务也尚未完成。结果，落后的、尚未完成的社会体制严重破坏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甚至扩大了社会裂痕，如医患之间的血腥矛盾背后的医疗体制就是典型。

　　司法体制本是维护社会公平与信任的最后屏障，但司法改革显然还没有被置于最重要的国家战略的位置上。司法改革的灵魂在于建立司法威信，但在一些社会矛盾突出的地方，司法改革被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任务所裹挟，重点反而落在如何平息当地的社会矛盾，而不是长治久安的战略上。长期以来，法院无法超越地方的利益生态，身陷其中，使得法律裁决过程政治化、复杂化，矛盾丛生，效率低下，司法领域成为中国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区。

　　其实，作为一种司法改革的策略，司法的相对独立，即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垂直的“政与法相对分离”模式，正如当年的“政企分离”改革一样，完全可以尝试。司法系统与地方政府相对分离，培育和提升司法权威，是缓解社会冲突的有效途径，于国、于民、于党，皆有利。

　　如果国家的政治资源被过度地耗费在维稳中，而不是进一步改革，那么改革就会缺乏激情，没有锐气，没有权威，没有真诚。或许，应该说，我们甚至可能找不到一批改革的发动者，因为这是财富增长和争夺财富的时代，社会精英更可能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财富的争夺中，而非社会的建设中。

　　今天，我们更需要改革，改革是弥合社会裂痕的唯一的出路。改革者应当整合政治资源，以改革凝聚民心，以改革激发士气，以改革更新中国社会的气象。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