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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军
根据近日中国社科院城市竞争力蓝皮书发布会公布的报告,过去的一年间,包括上海、温州、宁波、东莞、厦门、太原等城市竞争力排名比上一年有所下降。其中上海由上一年的第二名降低到第四名,厦门、温州分别从第22名、48名降低到第30名、61名。
导致如此的原因,与这些地区的产业向外转移,或环境承载力下降等有关。此外,一些城市如北京、天津、鄂尔多斯、包头等存在依赖房地产发展等问题。
这使得这些地区的城市转型成为重要问题。中国科学院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指出,目前中国城市化率为50%以上,落后于工业化率65%以上的水平约10多个百分点,这造成了发展的不平衡。
经济速度快,但质量一般。“这个质量表现在经济质量、社会质量、环境质量、生活质量,也表现在管理质量,能不能跟得上GDP的增速、GDP的规模,这也是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大问题。”他说。
根据中国社科院测算,尽管中国城市经济速度不低,但过去10年时间,286个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均值下降了1.1%,此反映出城市发展过程中并没有真正转变发展方式,仍以摊大饼为主。
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
根据上述报告,2011中国城市的工业化水平比较高,前100名城市中,处于工业化中期或更高水平的城市由2002年的18个上升到22个。
但如同牛文元判断,目前中国实际的城市化水平远远低于工业化水平。尽管国家统计局判断,2011年中国常住城市的人口比例已经达到50%,但是在城市就业又在城市生活的实际城市人口(城市非农人口)才4.4亿,仅仅占到33%。
“如果这个城市的工业化远远超出了城市化,你就必须大量的吸收人,因此中国2亿多人,每年流动来流动去,就是因为工业化远超城市化了。”牛文元说。
具体而言,大量的外来农民工无法享受政府为当地城镇居民提供的教育培训、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另一方面,推行“地改市”、“县改市”体制使得很多行政区划调整,一些农民被计算为城镇人口,但是实际仍从事农业生产。
而这种工业化发展快、城市化相对落后的现实,实际造成了城市发展的粗放发展模式,即主要单纯依赖土地、劳动、资源的大规模投入,这造成了资源大量消耗,环境污染严重,很多城市病问题出现。2011年大量的城市竞争力下降,就与这种粗放的模式难以持续有关。
比如2011年上海竞争力从上一年的全国第二位,降低到第四位,与相关产业大量外移,常住人口在2011年比上一年增加了390万人(普查数据),环境竞争力大幅下降关系较大。
2011年宁波、温州、厦门等地的竞争力也下降较大,其中温州下降了13个位次,这与这些地区的系统问题有关,比如温州多年热衷于将资金投资于房地产,温州民间借贷危机不只是使本城市,也使全省竞争力下降。
2011年太原的竞争力位次也下降了25位,这显示出资源型城市发展模式堪忧。上述报告认为,尽管鄂尔多斯等过去几年发展过快,但是依赖房地产和煤炭资源的发展模式存在脆弱性,未来面临生态、资源、环境的矛盾。同样,天津尽管经济发展很快,但是主要是依赖重化工业,服务业比重较低,相比京沪发展效率并不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区域专家侯永志指出,目前城市创造的经济占到全国经济总量的90%以上,但是下一步城市能否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协调、区域协调、城乡协调,以及资源和环境协调的可持续性问题,显得非常关键。
摊大饼模式应终结
也正因为此,过去那种依赖扩大城市面积,进而实现经济发展的城市摊大饼方式,似乎正面临终结。
过去10年,中国城市人口增长了0.5倍,城市建成区面积拓展更快,增加1倍。城市土地浪费严重,2006年城市容积率,即指单位面积城市土地上拥有的建筑面积,只有0.78,而日本为2,香港在1.6。这使得城镇土地边际效益大大降低。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倪鹏飞认为,未来中国城市需要走新型发展道路,土地的城市化不应该是主要内容,应把以人口的城市化放在重要位置。
比如,要解决人从农民变成市民,要走创新和增加人力资本进而提高竞争力的道路。
中国的城市经济发展非常快,但生产效率几乎没有提高。反映经济产出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近10年286个城市均值下降了1.1%,其中技术进步上升了4.1%,但是综合效率下降了5%。
同时,2011年中国286个城市第三产业增加值比例为41.6%,比2002年的41.9%比重有所下降。单位生产总值电耗比2002年上升了36.5%。房地产投资与居民购买力的比例为53%,比2002年的18%上升,反映出居民购房支付能力不高,经济结构在恶化。
上述报告指出,中国未来城市的人口可能会达到75%,但是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结构应该优化,为此中国应该制定2030年的城市体系发展规划。
牛文元则认为,要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城乡矛盾需要解决,其中城乡收入差距现在已经拉大到1:3.3左右,未来该差距应该降低到1:2以下。“(这样)才是完成统筹城乡,而现在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