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 陈炳才

　　4月以来的经济数据表明，税收增速、投资速度和出口数据明显下降，经济趋于下行。一些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悲观地认为，现在的经济形势就像2008年的状况，个别省区经济增速甚至下降到7%以下。出于防止经济快速下滑的考虑，稳增长成为宏观调控首要任务。国家发改委日前加快投资项目审批，尤其是加快钢铁、火电、机场项目的审批，被市场解读为新一轮刺激计划启动。

　　经济增速适当下降是合理的

　　笔者认为，今年经济形势不同于2008年底至2010年中金融危机时期，当前全球贸易仍然处于增长之中，经济指标也比那时要好，判断目前经济形势回到2008年的看法不符合实际。目前经济增速回调，是基数扩大和提高增长质量要求的反映。

　　过高的经济增速会导致严重通货膨胀。当前很多消费品价格已经出现国内外倒挂。在倒挂的情况下，如果不增加进口，物价就下不来；本币汇率不升值，就无法刺激进口平衡物价。经济增速的适当下降，有利于抑制物价上涨，有利于提高民众的真实生活水平。

　　对于经济增速，我们不能只看月度数据，更要看季度数据，连续观察3-6个月，才能准确判断可能趋势。尤其是出口、税收和投资等数据的弹性很大，不能根据4月的情况就对政策进行大的调整，最多只能是微调。

　　政策部门不应被经济增速数字迷惑，更不要把数字看作面子，而应更多地考虑数字背后的真实意义。这几年，我国的名义GDP增长很快，但大多数人的名义收入并未相应增长。GDP是一个可以根据需要调整的数据，经济形势好了，报告的数据可能远高于真实水平；而形势不好，报告的数据可能低于真实数据，这体现的是地方政府与宏观政策的博弈。

　　因此，“稳增长”不是要“保增长”。今年我国已经确定经济增长速度维持在7.5%的目标，就应该有所准备，坦然接受一定程度的经济下滑。随着经济基数的扩大，尤其是长期持续的基数扩大，经济增速适当下降是合理的、应该的。

　　资金效率下降

　　这两年的高增长，尤其是资金的宽松供给和投资扩张，使企业依然留恋2009-2010年的经济环境，因此认为现在资金紧张、投资不足。实际上，2008年以前我国信贷每年增长规模基本不超过3万亿元。只在危机期间，信贷增加量是以前的2.5-3倍，最高的2009年增加量近10万亿元。今年1-4月我国信贷增速为15%，超过物价与经济速度之和，这个数据并不低。

　　再看投资。2008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为17.2828万亿元；2011年，我国投资规模31.1022万亿元，同比增长23.3%，增加规模为5.9万亿元左右；2012年投资增长速度将超过20%，2012年底该数据有望超过36万亿元。4年内投资规模翻番，这样的速度并非动力不足。2008年投资占GDP的比重为57.5%，2011年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66%，创下历史新高，这样的投资水平不可谓不高。

　　再看货币供应量，2011年我国货币供应量(M2)为85.1591亿元，而GDP为47.1564亿元，1.8元的货币供给才创造1元的GDP，这是金融危机以来的水平，而危机之前的2008年，1.58元的货币供给就可以创造1元GDP，这说明货币供给并非不足。

　　观察投资和货币供应量的增量，可以得出结论，这三年的GDP增量，几乎是靠货币供给和投资增加堆积起来的，并非依靠效率、效能的提高。我国每年的电力消费在4万多亿千瓦，与美国差不多，但创造的GDP与美国差距巨大。我国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超过了美国中央银行，但我们的资金效率与美国相差很远。

　　利用危机调整结构

　　欧洲经济出现负增长，民众对政府的紧缩政策强烈反对，但欧洲没有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应该说，任何一次大危机，都是原有产业、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的危机，每次危机过后，都会有新的产业技术革命发生。欧洲和美国在负增长和低增长的同时，其市场和企业正在酝酿技术更新和产业革命。

　　市场经济有自身的规律，适当的政府干预可以补充市场调节的不足，但过多的政府干预会破坏市场功能，带来经济质量的下降，延缓产业技术升级和结构转型。因此，我们应该准确把握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力度，政府不要过多地替代市场功能。

　　当前，我们应利用外部危机，淘汰国内落后产能和缺乏竞争力的企业，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能，降低能耗，减少资金投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甚至把这些作为考核指标。一个没有经历过经济周期调整的市场，其产业结构必然是逆向调整。2009年以来，我国存在着局部产业结构逆向调节，当前不应继续重复过去的教训。

　　任何政策都不可能让所有企业都生存，一定数量的微观企业倒闭是正常现象。如果宏观政策试图让所有企业生存，这样的正常很可能会危害企业乃至消费者。因此，政策层不能听到部分地区和部分企业的反映而对宏观政策做出大的调整。如果一遇到危机和困难，就大上投资项目，甚至要把经济增速维持在8%甚至9%以上的水平，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结构就会成为空话。

　　在过去的历次宏观调控中，每次都只调节中资企业，很少调节外资和外企，最终导致在竞争中大企业和外资企业获利，而对中小企业不利。当政策着眼于中小企业时，却带来信贷和投资的过度扩张。因此，在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整中，要首先增加对中小微企业的扶持。

　　此外，发达地区经济过去长期高增长，未来发展必然面临率先转变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的挑战。面对挑战，发达地区要主动出击，而不是继续寻求投资和信贷扩张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