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自然淘汰的思维

　　一些行内朋友说关于合约的经济分析起自我一九六九年发表的一篇关于合约选择的文章，应该不对。瑞典的沃因（Lars Werin）说合约牵涉到一个结构起自我的《佃农理论》，可能对。合约（contract）一词，在我之前经济学一般只用于描述帕累托至善点的合约曲线（contract curve）。回顾经济思想的历史，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就用了一整章分析农地使用的制度安排的演进，也即是农业合约安排的演进了。

　　斯前辈之见，是原始的奴隶制度是最没有经济效率的制度，因为奴隶只管吃，不管做。他因而推论，佃农分成逐步替代了奴隶；然而，因为分成要分一部分产出给地主，有政府抽税的效果，经济效率也不善。他于是认为一个固定租金的制度比佃农分成优胜。再推下去，斯密认为固定租金的安排往往为期短暂，耕耘的农民没有安全感，在生产效率上还有问题。他于是认为，最有效率的农地使用制度是一个有永久年期的固定租金制度，但这后者制度是英国的农业独有。这个英国农地制度优胜的看法在经济学行内持续了很多年，直至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的卜凯教授调查研究中国的农业才提出有别之见，而逻辑上的反证可能先见于一九六七年我写好的《佃农理论》。

　　断章取义误解前辈

　　这里有一个可能更重要的话题。斯密分析农地使用演变的主旨，可不是有没有经济效率那么简单。他以一整章示范「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这个重要思维。斯密被引用无数次的名言——「我们的晚餐可不是来自屠夫、酿酒商人，或面包师傅的仁慈之心，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利益的特别关注；我们认为他们给我们供应，并非行善，而是为了他们的自利」——其实是断章取义地理解错了他。如果细读这些话之前的文理，我们会察觉到斯密说的是自然淘汰（natural selection）：人类自私是因为不能不自私！这样看，跟他早一本小书（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的论点加起来就变得没有矛盾：早一本说人类天生有同情心，后一本说可惜不自私不能生存。

　　真巧，动笔写这章时我读到林行止的《信报》专栏，题为《现代经济学奠基者——达尔文取代斯密》，内容提到美国一位经济学教授说：「一百年后，经济学家可能认为经济学的智性奠基者，是达尔文而不是斯密！」有点奇怪。五十年前我读斯密与达尔文，认为后者的「适者生存」意识源自前者。当时科斯、施蒂格勒等前辈皆这样看，怎么今天徒弟变作师傅了？

　　达尔文是数世纪一见的科学天才，精彩的论著无数，其中屡次提及生命的经济原则（the economy of life）。他是富家子弟，用不着打工为生计，正规的生物学训练不是那么好。天才绝顶无疑问，受到斯密《国富论》的影响也无疑问。今天，衡量人类科学思想发展的专家们，不少认为达尔文的「自然淘汰」是古往今来最重要的思维。这思维源自斯密：整本《国富论》都有自然淘汰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