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者生存要从局限转变看

　　这就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斯密分析农地使用制度演变那一章，以事实衡量，近于全盘错了！奴隶制度不是那么无效率，佃农分成没有遭淘汰，而斯氏高举的英国独有的永久固定租金制度，在中国宋代起有记载，称永佃制，生产效率不是那么高，明清之后渐被遗弃。一九三五年国民党政府调查了中国八个省份，得到的结果是一九三四年永佃制占所有农地使用租约百分之十一。相比起来，百分之二十九的租约无期限——每季收成后可以终止；百分之二十五是年租；百分之二十七是三至十年；百分之八是十至二十年。同样地区与地质，每亩的产量大致相同。这些数字因而不支持斯密之见。

　　原则上，适者生存这个论点不可能错，因为可以阐释为套套逻辑（tautology）。我们要怎样看才对呢？我个人的看法，是合约或制度的转变源于局限条件的转变，尤其是交易或社会费用这种局限。这样，适者生存要从某些局限的存在或不存在看。源于局限转变而变的合约或制度安排可以很微小，不容易察觉，有时近于式微又再盛行，正如有些生物种类近于灭绝又再兴盛。这后者现象达尔文当年可能不知道。像人民公社那个层面的大转变，牵涉到的局限转变当然是惊世骇俗的了。

　　我跟踪过中国的人民公社从大镬饭制转用工分制，继而从生产大队到生产小队，再继而到包产到组、到户、承包合约、层层承包，从而发展到今天的县际竞争制度，等等，皆可以看为合约或制度安排的转变，过程中的局限转变是明确的。恨不得自己还年轻，可以从头详尽地考查与分析中国六十多年的局限转变带来的制度演变的过程。应该是相当清晰的。人类历史很少见到这么精彩而又有明确连惯性的经验。

　　回头说达尔文的自然淘汰或适者生存观，去年我给沃因的信说，我搞不清楚是理论还是套套逻辑。他回信说欧洲有不少学者也这样问，但得不到肯定的答案。问题其实不重要，因为套套逻辑可以是非常重要的思维，提供着一个范畴约束及引领着我们怎样想。我认为在西方经济学二百多年的发展中，引用达尔文的思维而得到石破天惊的贡献的，是老师阿尔钦一九五○年发表的《不确定，进化，与经济理论》。该文回应当时行内的一个大争议：前景无从确定，我们怎可以用争取财富或收入极大化这个假设来解释行为呢？阿师答得简单精彩：在资源缺乏的竞争下，适者生存是收入极大化的证据！人的意图为何大可不论，结果是支持着个人争取收入极大化这个假设。如此类推，合约或制度的选择也是局限转变约束着的适者生存了。

　　马歇尔与约翰逊皆中计

　　斯密之后，分析农地使用制度的西方学者不少（见拙作《佃农理论》第三章），可惜他们的分析没有从合约结构的角度入手，这里说的经济学缺环因而没有被填补了。最令我惋惜的是马歇尔。此君知道佃农分成是一种合约，认为变化多，知道深入研究重要。一八九四年，马氏作英国《经济学报》的主编时，把一位名为Henry Higgs写的《法国西部的佃农分成》放在首位，高举这篇文章。可惜该文作者只调查了一个农户，而此户的佃农分成率刚好是五十、五十。马歇尔听到这分成率可以变，但Higgs误导了他，使他同意密尔提出的佃农分成比率是由风俗决定的说法。如果马氏知道佃农分成的比率有大变化是实情，以他的天赋，找到多年后我分析的答案用不着两分钟吧！

　　一九六七年，芝加哥的约翰逊（D. Gale Johnson）告诉我，这个佃农分成五十、五十的「风俗」传言真的害死人！他那一九五○年发表的关于佃农的文章也被这风俗之见约束着，跟阿罗以方程式证来证去也得到无效率的结果。

　　缺环依旧，主要是因为经济学者没有深入地考查合约结构。约翰逊当年知道我是在填补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缺环，不断地鼓励，我终生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