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的一个启示：政府债务宜集中于国内

　　日报：激励机制设计的思维框架是否也能引用到对于欧债危机的解救之中？是否可以用来推动一个国家的“债务自律”？

　　周小川：许多国家认识到必须进行财政整顿，但公众却存在抵触情绪，所以就存在冲突。那么如何能有助于国内形成共识去勇渡难关呢？

　　不同的经济体有不同的公共债务占GDP比率，同时这些经济体的内债和外债所占比例也有所不同。例如，日本和意大利的大部分债务都是本国居民购买，而希腊国债的外国投资者比重很高。这些国家面对的难点是不同的。如果债务以本国持有为主，虽然问题严重，但收入分配基本限于国内公众或国内的代际之间，自己人之间形成共识会相对容易一些，道德风险小一些，不会给全球经济造成太大风险。这样做也有利于形成公共债务的定价机制。

　　另一考虑是可以促进政策选择的共识机制。除了债务的多少，还有消化债务的时间表，如果一部分人认为当前不能过度紧缩而要中期实现紧缩和整顿，就要在国内促成共识，拿出保证或质押。而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政府实施财政整顿政策，另一方面公众却走上大街向外国势力抗议。

　　再有是外国投资者很难对别国政府的借债行为予以有效约束，这既是因为信息不足，也是因为外国投资者难以去约束主权国政府行为。国际组织在这方面可以有所作为，但现阶段国际组织介入可能为时偏晚，如在最初介入会较为有利。

　　从上述分析出发，主权债务存在不少道德风险问题。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人们就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也看到不同国家形成官民共识的程度不同，复苏的历程不同。从国际角度看，还发生过很多次债务危机，比如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值得做深入比较和归纳。

　　日报：但是，如将债务主要限于国内市场，国际投资者和国际金融机构又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周小川：如果能倒回到高债务以前的原点，即从“事前”的角度去再设计，肯定能有不少办法。这不单纯是“事后诸葛亮”，它对以后的机制设计会是有用的。从“事中”的角度看，人们仍可做一些转换式的重组，使相当一部分外国居民（含银行、企业）持有的国债转换为由本国居民持有或国际组织持有，从而有助于促进国内共识和减少道德风险。

　　国际投资者最好先向国际组织投资，再由国际组织间接投资于别国主权债。还可以建立一个共同投资机制，即部分投资由国际组织进行，另一部分投资由国际投资者会同国际组织一并投资，比如EFSF就有这种设计。理论上，国际组织有较多影响主权国行为的能力，可设立借债条件。

　　当然，对于欧元区来说，由于采用单一货币，较难区分国内和国际债权人的身份。中国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比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如果发债主体为省、市政府，而买债者大量都是外地人，就也会出现债务缺乏约束、定价机制失效以及道德风险问题。因此，如果能建立一个地方政府债务机制，地方债应主要出售给当地居民，因为当地居民会有更丰富的信息并去关心本地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从而决定是否支持地方政府发债，这样就构成了对当地政府债务的约束。有些设想在过去是技术上不可行的，但现在信息技术发达了，有可能行得通。

　　这也涉及到激励机制的理论和实践，有很多优秀的经济学家对此做过研究，比如拉丰（Jean-Jacuqes Laffont）和赫维茨（Leonid Hurwicz）等，激励机制是解决体制问题的一个有益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