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第一章

　　这才是真正的经济危机：你一定不知道

　　早上5点，我一边在跑步机上跑步，一边听着有线电视上的早新闻。这时听到一个记者正兴奋地报道一个被称为“茶党”的新政治运动组织。我走下跑步机，不知道自己是否听错了，只看到屏幕上都是愤怒的中年美国人，他们举着黄色的小旗，上面写着“不要压迫”，小旗上全是蛇的图案；其他人对着摄像机镜头挥舞着小旗，这些小旗上印有“禁止随意征税”、“关闭边境”、“气候变化是骗局”等标语。由于民众在异口同声地喊口号，我很难听清记者在说什么，他似乎在说一件自发的与草根运动有关的事情，这个草根运动组织正像野火般掠过中心地带。他们抗议政府管得太多，自由主义者职业政治家只想着自己发财，不顾选民的利益。对刚才的所见所闻，我难以置信。我好像看到了40年前我组织的活动。这是偶然的巧合吗？

　　1973年的波士顿油党

　　1973年12月16日，黎明时分，雪花开始飘落。迎着冰冷的寒风，我直奔波士顿市区的法纳尔厅。法纳尔厅曾经是激进分子诸如塞缪尔·亚当斯和约瑟夫·沃伦等反抗英王乔治三世及其代理人的地方。这个代理人就是臭名昭著、遭人唾骂的英国东印度公司。

　　当时波士顿已陷入缺油困境数周。由于许多加油站已无油可加，交通拥堵现象已经好几天没有出现了。因为很少有加油站可以加油，为了加满油，司机们要排队等候数个小时；即使能幸运地加上油，司机也会被飞涨的油价震惊。短短几周时间内，油价已经翻番，几乎到了疯狂的程度。而那个时候，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

　　只要美国拥有丰富的石油储备，只要美国能为民众大量生产他们买得起的汽车，那么，民众的反应就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民众为美国赢得了尊重，使美国成为20世纪的全球超级大国。

　　民族自豪感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遭到了冲击。两个月前，石油输出国组织对美国实施了石油禁运，以抗议美国政府在斋月战争中重新供应以色列军事装备的决定。石油冲击迅速波及全世界。到12月时，世界石油价格已从每桶3美元飙升到了11.65美元。恐慌弥漫着大街小巷。最初和最明显的征兆在社区加油站表现出来。许多美国人相信：石油巨头正肆意利用这一时机推高石油价格以获取垄断利润。波士顿和全美各地司机的情绪迅速恶化。这就是1973年12月16日波士顿码头示威事件的背景。

　　这一天正是著名的波士顿茶党200周年纪念日，波士顿倾茶事件激起了美国民众对英国统治的反抗。美国民众本来就不满英国对出口到美国的茶叶和其他产品征收新税，塞缪尔·亚当斯又激发了民众的这一不满，于是有些人就把茶叶等货物倾倒进了波士顿海港。“禁止随意征税”迅速成为激进派的口号。这次公开反抗英国统治的行动引起了英国和它的13个殖民地之间一系列的反应。1776年英属13个殖民地发表《独立宣言》，英国的殖民统治结束了。

　　离周年纪念日还有数周的时候，反对石油巨头的愤怒情绪不断升温。许多美国人异常愤怒，他们认为他们正在遭受冷血的全球性大公司的价格欺诈，这些公司曾扬言破坏美国人的基本权利—使用廉价石油和汽车的权利。美国民众认为，这种权利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等权利一样，是他们最基本的权利。

　　那时，我28岁—一个19世纪60年代经历过反对越南战争和争取民权运动的年轻活动分子。一年前，我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民众200周年纪念委员会，我希望它能替代尼克松成立的美国建国200周年纪念委员会。官方200周年纪念活动的目的是庆祝1776年《独立宣言》签署200周年。

　　之所以想到这种庆祝方式，部分原因是我与我新左派运动中的同事渐行渐远。由于我在芝加哥南部的一个工人聚居区长大—这是个商人、修理工、警察、消防员和居住在芝加哥畜牧场、铁路站和附近钢铁厂的家庭组成的社区—因而，我的内心充满爱国精神。游客每天都能看到我的邻居们门前飘扬的美国国旗。在这儿，每天都是美国国旗日。

　　我在美国梦中长大，并深深为我们的开国元勋折服，因为托马斯·杰斐逊、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佩恩、乔治·华盛顿这些革命思想家是以他们的生命为代价追求人权、自由与幸福的。

　　我的许多新左派朋友出身名门，在精英聚集的环境中长大。他们致力于追求社会正义、平等与和平，但他们也从国外革命斗争，特别是“二战”后的反殖民主义斗争中获取灵感。我记得在许多政治集会中，毛泽东、胡志明和切·格瓦拉的思想被用做行动指南并且激励无私奉献的行为。我对这些感到好奇，因为我所接受的教育使我一直相信：土生土长的美国革命者才是对过去两个世纪反殖民主义斗争最具有启迪意义的人。

　　对年青一代来讲，美国建国200周年庆典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重温激进派诺言的机会，特别是由于白宫的庆典—这个仪式由尼克松总统和一大批商业支持者监督—深深地根植于贵族特权而非某种意义上的经济与社会正义。而这种经济与社会正义与我们敬仰的开国元勋的追求更为一致。

　　我们的计划是把茶党的周年纪念变成对石油公司的抗议。但对于是否有人愿意走上大街加入我们的队伍，我们并没有把握。由于以前从未举行过抗议大石油公司的活动，所以，也就无法预测人们愿意做什么。由于雪越下越大，我开始担心到场的人数会很少。在20世纪60年代，发起反战抗议通常会安排在春天，因为那时可能有更多的人参加。事实上，要在寒冷的冬天召集人数众多的抗议活动，就是对经验丰富的活动家来讲也绝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