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

　　只要透明高效是否官办并不重要

　　对此，有网友表示，既然不相信官办公益机构，作为北大同样是官办背景，为何又愿意把捐赠选择给北大？

　　对此，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和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资源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均表示：必须尊重捐款人的意愿，捐款的自愿性是最重要的公益原则。

　　“虽然北大也是官办高校，但公众对于官办基金会不信任的重要原因是因为透明度不高，捐款人不知道钱捐出去后都做了什么、怎么使用，所以，不论是捐给哪个地方，只要做到透明高效，就能得到捐款人与社会的认可。这个才是捐给谁是否合适的根本关键所在。”邓国胜说。

　　捐款领域应更多流入民间机构

　　而在中国的公益领域捐赠来看，教育一直是接受社会资源最多的领域，而这次黄怒波将大额捐款再次捐给本已享受较多政府及民间资源的北大，同样引起许多人的不理解。

　　“国外同样也是教育领域会接受到社会较多的捐款，但与中国有些不同的是，国外的资源很多都进入了民办的教育机构，但在中国，目前得到最多资源的仍然是公立高校，所以，我还是呼吁社会更多资源注入民办的教育机构。”邓国胜说。

　　政策限制政府应为民间力量放权

　　对于此前捐赠的房产一直受税收之扰，徐永光和邓国胜均表示：目前的政策对于鼓励民间多样性捐赠的确限制太大。“包括现金捐赠获得税收减免也设了一个额度，这当然不利于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公益。”徐永光说。

　　对于多样性捐赠如何能够更有效地实现，徐永光提议，可以利用信托方式来将大额资产或非现金资产得到更好的利用。“股权和现金不必一定要直接全额地捐给基金会，巴菲特捐给盖茨基金会的300多亿美元也不是一次性捐赠出去，可以用这些钱建立信托基金，通过基金收益捐出利润，这样既可以让公益持久，又避免政策限制。”

　　“公益如何做得好，不在于捐了多少钱，黄怒波捐钱只是公益行为的开始，监督好如何花这笔钱，同样是捐款人的责任所在，否则，钱捐多了，花得不好，反而对会这个行业造成伤害。”徐永光最后说。

　　(本报记者黄英男 侯雪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