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茉楠

　　现在全球经济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如何解决短期保增长和长期调结构的矛盾。由于全球的根本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与生产过剩之间的矛盾，因此，如果各央行一味放水，很可能造成全球范围内的产能过剩危机，并间接推升企业债务水平，而那将是更大的调整。

　　全球进入“二次宽松”时代

　　7月5日，可以被称为“全球央行联合宽松日”：无论是中国现在的不对称降息，还是英国央行的宽松的额度增加，再包括欧洲央行甚至把存款利率降至零，实际上都表明了全球的央行在联手在为市场减压，也在联手注入流动性为实体经济提供宽松的货币环境。

　　从时间点上看起来，各大央行的确很默契，这也表明了各大央行在立场上已经获得了一致的认识，全球进入“二次宽松”时代。从数据来看，去年以来尤其是去年11月份以来，全球的16大央行已经采取了宽松的政策，其中有7个发达经济体采取了再度宽松的政策。而新兴经济体也有9个经济体采取了降低利率等宽松政策。就全球整体货币环境和各国央行政策立场上看，已经进入了全球央行联手保增长的政策轨道。

　　不过，对于实体经济而言，短期的刺激并不能解决长期的结构性矛盾，世界经济复苏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全球供需失衡的深层次矛盾还未有效解决，全球经济的潜在总产出和潜在总需求构成长期负面影响，需求不足与生产过剩双重矛盾将常态化。

　　进入二季度以来，全球制造业集体遇冷。欧元区Markit6月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终值为46.4，尽管比5月有小幅反弹，但该指数在过去10个月中有9个月都低于荣枯分界线50之下。美国制造业表现也不佳，6月Markit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甚至出现萎缩，并创3个月最低水平。而中国6月汇丰制造业PMI指数连续8个月下滑。这都是全球主要央行采取宽松政策的主要原因。

　　需求不足与生产过剩矛盾凸显

　　全球制造业为何集体出现下滑呢？这当然有周期性因素，但更主要的是结构性因素。

　　首先是库存周期使然。目前，欧美仍处债务危机泥潭中，由于后期需求不容乐观。因此，大部分企业对原料采购持谨慎态度，导致最终需求低迷，企业进一步补库存动力严重不足。

　　其次，离资本投资周期真正启动还较远。资本投资周期是由利润驱动导致投资扩张所带来的经济周期，这是一种平均持续时间在10年左右的经济周期。美国自2002年四季度开始的最近一轮周期，距走完朱格拉周期至少要到明年底。投资周期的一个显著的观察指标是设备投资，在2008年和2009年，国内投资的萎缩都严重地影响了美国的经济增长，按照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测算，2008年和2009年，国内投资对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贡献分别是负的1.53个百分点和负的3.24个百分点。美国的情况具有很强的代表性，由于短期内缺乏新兴技术和产业变革来提振资本回报率，进入新的固定资产投资周期还为时尚早，这也就能够解释一些企业现金充足，却不愿意加大长期投资的真正原因。

　　更深层次的矛盾是全球供需失衡的矛盾还未有效解决。全球经济的潜在总产出和潜在需求构成长期负面影响。去杠杆化是每一轮危机后的必由之路。次贷危机引起了居民部门的去杠杆化，欧债危机引起的是政府部门的去杠杆。去杠杆化正在改变全球的需求结构。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疲弱的消费需求严重制约了发达国家的复苏进度，其家庭资产负债表遭受严重损害，居民消费总需求急速下跌，家庭资产的去杠杆化严重影响了这些国家既往的负债型消费模式。

　　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留下的需求缺口很难补上，美日欧现阶段陷入了规模约为1万亿美元的总需求不足状态。尽管全球寄希望于亚洲新兴市场能够接过发达国家需求的“接力棒”，让中国内需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需求动力，但中国消费的增加还不足以弥补美国消费的萎缩。中国家庭消费仅占GDP的35%。美国个人消费总额约10万亿美元，差不多是中国消费总额1.6万亿美元的6-7倍。相比之下，日本和德国家庭消费增加有一定余地，然而迄今为止，这些国家从衰退中复苏的动力并非来自国内需求的扩张，而是像危机前一样，依靠出口驱动型增长，因此，对全球而言尚有很大的需求缺口。长期看，如果各国政府继续靠压低利率来刺激投资，那么世界经济将不得不面对需求不足与生产过剩之间的矛盾，全球政策过度刺激的后遗症必将十分巨大。

　　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尤为突出

　　对于中国而言，产能过剩问题更是尤为突出。早在金融危机前，我国就处于产能过剩状态，2006年国务院将10个行业列为产能过剩行业，而到2009年产能过剩行业几乎翻了一番，达到了19个。目前，我国制造业平均有近28%的产能闲置，35.5%的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在75%或以下。降低贷款利率将进一步刺激投资规模的扩大，形成新的产能过剩，使政策“微调”、“预调”变成了“超调”。

　　事实上，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不是增长问题，而是对既有模式的严重依赖和路径锁定。在稳定经济增长的同时，中国必须加快“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深化改革”等深层次的调整，只有把政策立足于长远，我们才可能减缓政策后遗症对未来带来的长期负面影响。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