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日，在四川成都一个农贸市场，一位商贩在售卖水果。国家统计局7月1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经济（GDP）同比增长7.8%。其中，二季度增长7.6%，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5个百分点。 新华社发（李华梁摄）

　　三年前中国经济曾为GDP“保8”而战，如今却平静地面对“破8”。不同的心态透露出，经济运行在不同周期中需要有不同的对策。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227098亿元，同比增长7.8%。其中，一季度增长8.1%，二季度增长7.6%。许多经济分析专家对“破8”这一结果表示“在预期当中”。年初，政府预测的GDP全年增幅为7.5%。

　　“石头终于落地”——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晓蕾在微博中预测，下半年我国经济“进一步平稳没有悬念”。兴业银行经济学家鲁政委则从数据中看到了“经济初现企稳信号”。比如，二季度GDP增幅环比1.8%，比上季度有所回升；固定资产投资13个月内首次反弹。

　　“软着陆”。这是从去年一季度以来经济增速连续六个季度回落进程中，许多经济预测人士都期待发生的结果。如果再前推一年，从2010年一季度12%的高点算起，中国经济的回落幅度不可谓不大。何处才是“软着陆”的平稳区域？目前看来，7.5%上下的区间，应该就是经济安全着陆的跑道——中国经济的“大飞机”虽不能说已经安全，但已触及地面。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以“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来概括上半年的经济走势。只有放在世界范围内，7.6%这个数据才能显示出它的意义。据预测，“金砖五国”中，二季度印度的经济增长率在5%左右，巴西的经济增长率在1.2%；发达国家更若遭遇凄风苦雨，欧元区预计二季度将负增长0.3%；美国二季度预期下调，经济增速大约为1.6%。

　　中国经济不可能独立于世界经济环境走出自己的大行情。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会秘书长王建认为，从未来看，欧债危机与美国的次债危机都远没有结束，因此由外需萎缩而形成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压抑”，将是一个长期化的因素。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各国大力推出经济刺激政策，这使全球经济看上去如同一场跑出危机阴影的“百米赛”。可在4年后的今天，“短跑”已经变成“长跑”，走出危机的“赛段”显然拉长了。

　　一直扮演全球经济“龙头”角色的美国，几年来也一直不能给出清晰的复苏信号。在王建看来，与欧洲不同的是，“美国的问题都被藏到了桌子下面”。他认为，美国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次债危机给美国金融机构造成的巨额金融烂账，到目前也没有真正消化，“在真正解决好巨额有毒金融资产出路之前，美国的需求不可能恢复正常。”

　　他预测，未来5年发达经济体将继续在危机中徘徊是“大概率事件”。由此，中国外需的减少是刚性的。“这就决定中国经济要保持住一个较高的增长率，只能靠自己打开内需”。

　　经济学家辜胜阻认为，中国经济的回落是“内外夹击”的结果。外需不利，内需也处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比如，国内消费受居民收入影响，是一个慢变量，远水不解近渴；而投资是个快变量，特别是公共投资，可以力挽狂澜、立竿见影，但现在不能再靠类似“四万亿”政府投资的方式刺激经济，因为这是“打强心剂”式“西医疗法”，存在“副作用”和“后遗症”。

　　他提出，中国经济平稳着陆要用“新办法”：包括放开市场准入，扩大民间投资；减税费调动企业投资热情；培植消费热点，促进消费；对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实行“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等。

　　确实，经历过当初“四万亿”大手笔的“保8”之战，“破8”给人的心理震撼甚至大于实际影响。

　　上半年，广东省的经济数据已经透露出“缓中趋稳”的迹象，但当地政府并不敢大意。广东省省长朱小丹指出，今年以来广东经济下行压力之大“超乎年初预期”，这本质上是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经济波动周期性因素的叠加反映，使得广东面临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双重压力”。他提醒各地要增强“忧患意识”。

　　经济学家李才元认为，必须认识到中国经济的长期战略和根本挑战是“调结构”，而“稳增长”通常只是短期内的战术动作。“经济低迷时期往往正是调结构的最佳时刻，一定要把经济下行的压力变为转型的动力。”

　　他表示，在投资上应该扭转对房地产市场的依赖，而要对农村水利、城市污水处理、市政建设、电网、宽带等基础设施多投入；在消费上则要启动文化消费等“大消费”领域。

　　学者们与执政者的心态总是有差别。对短线“稳增长”持不赞同态度的经济学家占了多数。中国社科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煜辉分析称，没有经济的短线下行，不可能有要素的重构发生，只有低效率的部分死掉以后，释放出的资源才能保证有效率的部分长出。他说，“这是基本的市场经济常识。短线上越冲动，未来面临将是更大的通缩，就像陷入沼泽一样，越挣扎，越没希望。”

　　针对“破8”之后出现的一些要求政府“救市”的呼声，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茉楠表示，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已经是“产能过剩”，这个问题早在金融危机前就很明显，经过金融危机后的强力刺激政策，到今天似乎更严重了。

　　她提醒，类似降息之类的货币宽松政策可能会进一步刺激投资规模的扩大，形成新的产能过剩，使政策“微调”、“预调”变成“超调”。因为“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不是增长问题，而是对既有模式的严重依赖和路径锁定”。

　　也许换个思路就能找到摆脱“两难”的出路。比如，为什么不能“以空间换时间”？

　　今年以来，长江中游城市中的武汉、南昌、长沙等地GDP增幅，都远远超过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城市。上半年数据显示，东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中部地区增长12.9%，西部地区增长13.2%。这说明，中国经济正呈现“中快东慢”、“西快东慢”的迹象。同时，我国沿海产业面临“腾笼换鸟”、向中西部转移的热潮，新一轮经广东、上海、浙江、福建的产业转移就数以万亿计。

　　辜胜阻由此建议，中西部要做好承接产业转移的文章，要加快发展欠发达地区来“稳增长”，把后发展地区培育成新的增长极，使中西部地区成为稳增长的“新引擎”。

　　有学者称，对庞大而复杂的中国经济体而言，空间比时间更重要。因而仅仅陷入对经济增速快慢的争论可能是自捆手脚。既然是一次“长跑”，调整呼吸频率和步伐节奏，要比速度本身更紧要。

　　这可能就是依据。面对“破8”后的担忧，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说，“我个人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前景充满信心，尤其是对中国能够通过结构调整实现转型，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充满信心。”

　　在他看来，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基本面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一个是中国地域发展的差距比较大，东、中、西部地区差距比较明显，中西部地区发展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能力以及后发优势都非常大；另外一个，是中国仍处在消费结构升级的关键阶段，以前是以吃穿为主的消费结构，向以住、行、教育、旅游这种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的结构在过渡，这要持续若干年。比如汽车，即便经过了“井喷式”发展，目前中国每百户的汽车拥有量，城镇为18.6辆，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每百户的汽车拥有量超过150辆。

　　中国经济的特殊性就在于其“潜力”。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体，中国仍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中，这“四化”将释放出巨大的投资和消费能量，支撑经济增长。

　　在这个基础上，只要在技术创新、“调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达成共识，并坚定不移地落实，没有谁能够阻止中国在金融危机后的这场“长跑”竞赛中取胜。

　　本报北京7月1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