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林琳

　　近日，“昆明拟对滇池游客征收每人每天10元生态保护费”的消息引发公众关注，8月4日、5日新华社等媒体的报道显示，7月27日，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对《云南省滇池保护条例(草案)》等多项法规进行审议，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昆明市政府拟设立滇池保护专项资金，资金来源中有一项可能会向赴滇游客征收。滇池管理局有关人士表示：该草案不涉及具体征收对象和收费标准，条例正式颁布实施后，昆明市才会按照规定程序制定征收方案，并上报相关部门审批。

　　尽管如今这个收费项目还“走在路上”，但从相关部门的表态和云南省此前一些地方的做法来看，收费措施的出台很难收回。早在2001年，云南丽江就开始向到丽江市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境内旅游及从事其他活动的人员收取“古城维护费”，人均40元，后来涨到80元；2010年，玉溪市通过了《抚仙湖资源保护费征收管理办法》，从当年8月起开始向景区的经营者开征资源保护费；2009年，大理拟征收的“古城维护费”因为舆论质疑遭到搁置，当地旅游局负责人“两年内不收”的承诺如今也已到期。

　　保护生态环境和文化遗产，已是社会共识，一些地方政府的努力人们有目共睹，不少游客也愈发注意所到景区环境的保护，然而，收“保护费”的做法仍然是每有提及必遭质疑，个中原因不难理解。首先，国内著名景区可以免费游玩的极少，那不断跨入“百元大关”的门票价格中难道不包括相关的维护、保护费用吗？其次，收费恐怕从来不是管理的良药，而更像是地方敛财的手段。以保护之名行收费、创收之实——一些地方对超载货车罚款之后允许其继续上路，甚至推出了“罚款包月”的“人性化”措施；一些地方对违规排放的企业罚款之后，允许其继续生产、排放——类似的新闻不时出现。

　　收费的合理性是一个问题，所收费用怎么用则是不容忽视的另一个问题。类似收费之所以饱受诟病，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公众对这笔钱最终能否用于保护生态环境和旅游资源心存疑虑。如某些专项资金被截留、挪用，“乾坤大挪移”，人们已见怪不怪。之前有报道称，《丽江古城管理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资产、负债、损益情况审计结果》显示，2007年丽江古城维护费收入1.68亿元，专户利息收入9万元，其中拨付古城维护费成本(业务经费)2019万元，拨付古城区景区利益分配资金2454万元，拨付古城区体制下划经费350万元，同时有5500万元未用于“古城保护建设”的相关项目，其中5000万元被用于建设丽江机场，500万元被用于大丽铁路的灯光工程建设项目。可见，公众的担忧并非多余。昆明市旅游局统计数据显示，昆明2011年接待海内外游客超4000万人次。照此算来，每名游客在昆明住上一天，就可以为治理和保护“滇池生态资源”贡献4亿元，这无疑是一笔不菲的费用。

　　保护生态资源和文化遗产，让子孙后代有机会领略大好山河的秀丽风光，自是必须，但怎样保护、所需资金由谁出、主要责任由谁负，是必须明确的问题。向潜在的可能“污染源”，游客也好、景区商家也罢，收取费用，不是不可以，而是同时应该具备一套财务账目公开透明，审计监督充分完备的资金运行、管理机制，给公众充分的理由相信有关部门确实用这笔钱去保护生态了、保护古城了，而不是挪用。

　　还需警惕的是，收费不该成为地方政府保护生态环境的首要甚至惟一选择，一边收游客的钱一边把景区卖给开发商建私家花园，一边搞旅游一边炒地皮，两边都赚得盆满钵满，这样的保护很难令人信服。

　　从全国范围来说，云南自然是旅游资源、生态资源丰富的大省，同样具有丰富旅游资源的省份不在少数。如果每个城市都要收取“保护费”，于旅游业、地方经济发展而言，并非是好事。地方政府若真为当地发展长远考虑，就别把希望都寄托在收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