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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杰:深度经济调整是稳增长最终出路

发布时间: 2012年08月20日 07:44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 经济参考报

  

  魏杰,1952年9月生于西安。曾先后获得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主任、教授、博导,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研究所所长。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战略与政策系主任、教授、博导、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全国十三个省市的经济顾问,十五家企业经济顾问,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学会等5家学会的副会长。1991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特殊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自1979年起至今,共发表论文400余篇,出版专著20余本。最近的研究方向为:企业制度创新及企业技术创新的制度保证,企业产权制度与资本市场的内在结合及互动性,企业中货币资本与人力资本内在结合的产权制度体现,宏观经济对企业经营战略的约束性的体制表现等。与上述研究方向相关的最近 的 著 作 为 :《 新 经 济 与 企 业 裂变》、《中国企业的二次创业》、《资本 经 营 论 纲 》、《 现 代 产 权 制 度 辨析》、《企业前沿问题》、《市场经济前沿问题》、《企业制度安排》、《企业 战 略 选 择 》、《 企 业 文 化 塑 造 》、《驱 动 财 富 进 程 》、《 解 码 财 富 方程》、《动摇不得》、《亲历改革》、《中国经济之变局》等。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218期日前召开。论坛成员、清华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学会副会长魏杰发表题为:“目前保增长的重点应该放在哪里”的主题演讲。魏杰表示,我国经济增长从去年开始就一直处于下行的状态,要想达到今年经济增长稳定在7%以上,实现7.5%的目标,有两种思路。第一种思路是救市,另一种思路是对中国经济进行深度调整,从中长期来看,深度经济调整应该是稳增长的唯一出路。

  单独救市不是出路

  魏杰从当前我国面临的经济形势讲起。他说,我国经济增长从去年开始就一直处于下行的状态。去年第一季度增长速度是9.7%,第二季度掉到了9.5%,第三 季 度 掉 到 了9 .2 %, 第 四 季 度 是8.9%,今年第一季度8.1%,第二季度是7.6%,已经低于8%,这表明经济增长速度下行风险在不断加大。也正是由于风险加大,救市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然而在魏杰看来,想要用救市的方法稳增长可能性并不大。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这次政府没有足够的救市能力,提出来的办法也达不到救市的目的。据他分析,如果要救市的话一定要动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这两个政策动用的空间都基本上已经没有了。

  再一个救市的方法是利用借债来刺激经济。经济学理论对于使用财政政策有一个上限标志,就是一个国家已经借了还没有还的债被叫做借债余额,它的最高限度不能超过当年G D P的60%。尽管不久前国家审计署提出,我国当前地方和中央的债务一共是15万亿-16万亿元,仅相当于G D P的37%左右。但是根据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的研究,我国现在各种债务加起来已经超过28万亿人民币,相当于G D P的70%,这个比例已经远远超出了借债的上限。

  “如果要救市的话,未来的货币风险和财政风险将非常地巨大,所以财政和货币政策实际上已经没有救市的可能。而且我们这次经济出问题,实际上是中国经济深层次出了问题,不是仅靠救市就能解决的。”

  要救中国经济,宏观调控刻不容缓。单独救市不是出路。中国经济唯一出路是必须尽快深度调整。如果单纯为了救市,又把深层次问题放下,问题更麻烦。央行降低利率,某种意义上就是救市。中国现在的债务问题不是很大,但是货币问题已经很严重,最后的结果就是人民币越来越不值钱,这种情况下大家都会恐慌、畏惧,所以没人想调整结构,转变增长方式,而是想救急。

  重新鉴定政企关系

  魏杰表示,这次要坚持对中国经济进行深度调整,从稳增长的阶段来看,主要包括三方面,第一是进一步深化改革。魏杰说:“我们必须要对体制做大的动作才行,这才叫深化改革。之所以要深化改革的原因是我们增长出了问题,我们的体制红利已经吃完了。现有的体制已经很难保证我们将来还能有一个7%以上的增长速度。”

  魏杰提出,中国目前深化改革必须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尽快调整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真正把这个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才行。而调整的重点是重新鉴定政府和企业的关系。

  第二,重视民营经济的发展。魏杰说,民营经济发展可能是我们现在深化改革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今年的1月31号,浙江省曾经开过一个振兴民营经济大会,前几年重庆也开了振兴民营经济大会,中央六个部委发布了关于放开民营经济投资准入界限的文件,再次明确提出要反垄断,把垄断部门向民营经济放开。温总理也讲过,要解决民营经济的玻璃门和弹簧门的问题。可见民营企业对我国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

  但是就目前经济情况看,民营经济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观。魏杰提出民营经济实际上遇到一个非常深刻的障碍,那就是理论问题。按照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在众多的生产要素中间只有劳动创造价值,别的生产要素不创造价值,所以资本人的剩余价值就是剥削性质的。按照这个理论,民营经济就被放在了剥削经济的性质上。这种性质的判定大大挫伤了民营企业家的积极性。“理论改革很难,如果没有振奋人心的调整,我估计民营经济积极性很难创造起来。”魏杰说。

  第三,解决二元经济的问题。中国现在还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城乡二元经济的解决过程很可能会成为体制释放增长动力的过程。一般来讲,二元经济解决的过程就是这个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所现在提出城乡一体化。城乡一体化是三个一体化的统一。

  第一个一体化是城乡价格体制一体化,就是农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和工业化的价格形成机制应该一样。第二个一体化是城乡民生享受一体化,农村和城里人应该平等享受国家的民生支出。民生就是三件事,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第三个一体化是城乡产权制度一体化,就是农村的产权制度和城里的应该一样。

  转方式关键是创新

  中国经济进入深度调整的第二件事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魏杰说,我们必须要通过转变发展方式,而获得一种新的动力。这种动力不是靠货币投放能够获得的。

  怎么样转变发展方式?在魏杰看来,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背后支撑元素主要有三个,一个是外需,一个是人口红利,一个是投资。

  现在这三大增长元素的力量已经在开始弱化,像外需已经很难支撑中国经济的增长。最近出口的下滑幅度很大,因为我国出口的两个主要目的地美国、欧盟都出了问题。美国总统奥巴马为了把美国的失业率降下来,必须要恢复美国的实业,不然就创造不出来那么多的就业岗位。所以美国现在提出来再实业化,这是对中国出口的重大打击,中国对美国出口短时期不会有大的进展。

  再看欧盟,欧债危机导致欧洲国家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主要的功能是收缩市场需求。其中当然也包括收缩对中国产品的需求,所以外需短时期很难有突破。魏杰说,我觉得最近的世界经济格局已经给中国经济提了一个醒,就是试图依靠外需的增长元素已经很难,所以中国必须要考虑这种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方式的转向问题。

  再一个是人口红利基本上已经消失。中国面临劳动力的价格将高速增长的问题。宁波的一家企业透露,越南现在的劳动力价格相当于中国十七年前。人口红利的消失,以低成本为特点的增长方式就不可能存在了。实际上从去年开始,我国民营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成本上升过快,一个是融资成本,一个是劳动力的成本。转移成本只有三个渠道,一个是产品涨价,但是它又不能涨价,因为众多的行业都存在产品过剩。二是政府减税,但是到目前为止,国家也没有出台相应的减税政策。第三是技术创新,但是技术创新不是短时间就能够实现的。

  再一个是投资,我国已经不可能再靠投资继续拉动经济增长。因为投资的背后一定是货币多投放,财政多借债,可是现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运作的空间基本上没有了。

  因此原来维持增长的这三大元素已经逐渐在消失。原来的外向型拉动的增长方式,以及低成本增长方式或者投资拉动增长方式已经不可能了。增长方式要从原来所谓的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方式转向出口、内需并重的增长方式,从原来以成本优势为特征的增长方式转向为以技术优势为特征的增长方式,从原来的投资拉动型增长方式转为消费支撑型的增长方式。

  “我赞同这个提法,我也觉得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这种转变。从原来的成本优势转化为技术优势增长方式的关键是技术创新。”魏杰说。他举了一个关于技术的创新的例子。技术创新做得好的国家大都有两个要点。一个是实验室经济的问题,实验室经济就是现代化的实验室以企业方式运作。美国人讲实验室经济是技术创新的孵化器,因为任何人离开这种实验室经济都不能把知识转为技术。实验室经济是重要的经济形态,真正形成实验室经济需要体制的配合。

  另一个要点是人才制度,人才制度是技术创新的人才基础。这种人才制度以强调人的差别为核心。强调人是不一样的,而且它强调人的不一样是四种差异的统一———天赋的差别决定能力的差别,能力的差别决定岗位的差别,岗位的差别决定收入方式的差别,收入方式差别决定收入水平的差别,它是以差别为核心安排这种制度的。但是在中国,这种制度是很难令人信服,中国人大多认为人的差别主要是教育差别。

  魏杰说,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为什么大部分走不出来,是因为要走出来必须成为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国家的核心是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不是简单的创新技术,而是整个民族的思维的创新,所以研究增长方式转变这是中长期目标,不是短期就可以解决的。

  另外魏杰认为,这次发展方式转变还要把消费作为重要支撑点,这里面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要提高居民收入。“中国老百姓消费低的原因还是普通老百姓收入太低。有人讲中国老百姓有钱都不消费,这是不正确的。谁有钱都会消费,不敢刷卡的原因是想来想去没有钱刷。要提高居民收入,就要重新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机构,要调整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劳动收入的关系。这种调整背后是利益的重新调整。”

  调整房地产和服务业

  中国经济深入调整第三件事是调整中国经济结构。在魏杰看来,当前中国的经济结构有很大的问题。从短期来看,两个产业的问题很严重,一个是房地产,一个是服务业。“因为对这两个产业进行调整是短期内能够发挥作用的。”他说。

  魏杰认为,我国调整房地产的目的有两个,房价回归理性和继续释放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中国社会现在已经形成了多个社会阶层,所以房地产的调整应该从现在的一刀切走向分类指导区别对待的问题上。

  “房地产背后是一个利益问题,它根本不是一个价格平均的问题,我们现在搞绝对化是不行的,应该分类指导,区别对待。”魏杰说,“保障性住房的价格不能统计在均价里边。因为它是属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再一个是普通商品房的问题。二者要分类指导,区别对待。这需要不同的阶层都来讲问题才行,一定要走出目前这种一刀切的状态。”

  结构调整还有一个重要的产业是服务业,服务业分为四大类,一类是消费服务,主要表现在餐饮和商贸等领域。第二类是商务服务,包括金融机构、投资银行到会计事务所、咨询公司、会议中心、培训机构等。第三类是生产服务,是直接为生产过程服务的服务业。第四类是精神服务,为精神生活服务,包括娱乐、影视、旅游、文化、出版等等。

  魏杰认为,这四大类服务业对增长的贡献很有意义,并且在短时期就可以看到明显效果。比如说消费服务类的企业,国家稍微在税收上做些调整,对增长贡献马上就会体现。有测算显示,对服务业每减一元钱的税可以让它的产值增长六元钱,基本上是一比六的概念。如果今年能减税6000亿的话,就会带来3.6万亿的G D P增长。

  从中长期来看,结构调整也主要是两个产业,一个是制造业,一个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魏杰认为这两个产业对中长期增长有巨大意义,所以必须加大力度调整。比如说制造业,我国现在仅仅是一个传统制造业大国,而不是现代制造业强国。现在制造业市场被美国和欧盟这两大经济体瓜分。从未来增长角度来看,必须重视对现代制造业的发展,才能对传统制造业进行转型。

  举两个例子。第一,我国是飞机需求大国,现在空中客车每年产量的20%左右会卖给中国,波音差不多是27%。如果不买他们的飞机,而是自己生产将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多大贡献。很可惜现在还生产不出来。同样,我国也是装备需求大国,但是由于自己生产不出来,我国石化设备的75%左右要靠进口。中国制造业的调整一定要注意加速发展现代制造业,现在一旦救市又是传统制造业得以扩张,就会忽视了对现代制造业的调整。

  最近美国正在考虑减少对国际市场的能源依赖,为的是要与俄罗斯竞争。因为现在俄罗斯能通过能源与美国竞争,美国一旦宣布不再进口石油,国际石油价格必然会出现降价,那么俄罗斯的战略将无法实现,与美国竞争的能力也会随之下降。这说明国际已经开始新的竞争,在这个条件下,恰恰给中国创造一个最大的机遇,尽快来推动自己现代制造业。

  另外一个中长期要发展的重要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在讲的是七个要点:节能环保、新兴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业和新材料。从中长期来看,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我国经济的贡献将具有最大意义,它既是战略性的又是新兴的,在未来将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比如说新材料产业。现在全世界都在寻找新材料推动经济增长,欧洲实验室宣布发现了反物质材料,加拿大实验室宣布发现了超光速材料,最近有两个英国人又宣布他们发现了超薄材料。最近全世界提出第三次工业浪潮的概念,主要发展方向是信息产业,新材料和新能源,认为这三者的融合会产生人类社会的第三次工业化进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调整涉及到我们未来中长期的问题,所以要加大对战略新兴产业的这种调整。”魏杰说。

  问与答

  问:老师您好,您刚才描述了中国经济以后发展的方向和潜力,这个背后涉及了很多利益的调整。您认为在这种困难和压力下,中国经济能走得像您描述的那样顺利吗?

  答:我是审慎乐观。如果我们今年开始对中国经济深度调整,中国最少还有三十年7%以上的快速增长期。如果忽视了对中国经济深度调整,中国经济可能会在2015年到2017年出现大问题。我们当然不希望中国出事,而是持续发展下去。妥协也是现在处理经济问题的重要办法,到了一定的时候可能各种利益方都会做出让步,甚至在底线上也会妥协。回顾之前三十多年改革发展历程,不就是这个过程吗?当问题影响到所有人的切身利益的时候就会实现妥协。我估计,中国经济通过这三方面的调整,应该还会保持一个良好的发展状态,所以我还是审慎乐观。

  问:魏教授您好,您谈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问题上世纪90年代就有人提出了,为什么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转变好?

  答:增长方式转变我们讨论的时间确实很长,但是我觉得增长方式转变不是口号,是利益调整,到了一定时候才能调整。比如,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在10年前或者5年前讲,大家很难接受。那个时候我们把扩大出口,吸引外资当作政绩。当这种增长方式真正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时候,大家才意识到要调整。实际上,我们调整已经晚了,应该在2007年以后就调整。之所以调整不了,主要是因为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基本上都是依靠这种方式来推动,一下子调整有个利益格局调整问题。在某种情况下,利益绑架了原则,导致调整缓慢。但是,现在如果不去调,它们就没法继续做下去了。过去沿海企业都在琢磨怎么出口赚钱,现在反过头来琢磨怎么靠进口赚钱,可以说到了非调不可的时候,这也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问:前不久,央行调整存贷款利率,利率市场化改革越发明显,您认为,这对金融企业和工业企业有什么影响?

  答:我估计可能这次影响最大的金融企业是银行。这次利率调整,是这几年做的最聪明的事之一,把空间留给了存贷双方。最近,银行的压力很大,银行对存款利率一直在提,宣布的时候四大银行全不动,小银行隔了一天就发信息给所有人说你来办存款,还按照原来的利率。我最近也经常收到各种银行信息,你是不是有存款在我们这里,我们最近准备提高存款利率,从3 . 5 %提 到3 . 7 5 %, 有 的 提 到3 .85%。看到这个信息,我觉得银行的竞争已经开始了。金融业的这种垄断,或者是不进行改革就能赚钱的时代快要结束了。背后大的环境是民间信贷放开了,如果民间信贷不放开,利率自由化是没法实现的。只有民间信贷合法化之后利率调整才能到位。所以这是个综合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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