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洋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收入分配改革，历来备受关注。近期，随着市场各方对此项改革方案即将推出充满期待，收入分配改革的讨论也再度升温。我们以为，在以缩小贫富差距、提升全体国民福祉为主要目标改革顶层设计中，应先将提高低端群体收入作为改革的重点之一，大力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并以此为改革基点，破除各项体制机制弊端，逐步消弥日益凸显的贫富差距。

　　需要大力提高收入的低收入者，在当前大致包括普通工人、农民和社会困难群体收入。这一群体的规模究竟有多大呢？此前民政部的一项统计对此进行了大致的勾勒。数据显示，截止2011年9月，包括城市低保对象、农村低保对象、农村五保对象以及国家优抚对象在内的四类国家保障对象，数量接近9000万人，如果再加上900多万的城镇失业者，仅以此计算出来的低收入群体就已近亿。此外，也有人按照联合国贫困人口的标准计算认为，中国贫困人口的数字应该在2亿左右，真实的低收入群体不会少于4亿人，照此推算，这几乎占到了中国人口的近三成。

　　如此庞大的低端收入群体，在过去几十年国民财富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并没有充分分享到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增长成果，也因此形成当前越来越悬殊的贫富分化。有这样一组描绘贫富现状的数据被广泛引用：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由改革开放初期的4.5∶1，扩大到目前接近13∶1；全国收入最高的10%群体和最低的10%群体的收入差距，已经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目前的23倍。

　　国际上用于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也已经发出警告。此前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认为，可以证实的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475。按照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基尼系数达到0.4是警戒线，0.5是危机线，即认为0.4以上已经属于收入差距较大，由此可见，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警戒线，逼近危机线。

　　较大的收入差距，特别是少数人拥有大部分财富，而低端收入群体数量庞大，这样远失“公平”的现状，带来的不仅是国内消费难以有效提升，更为社会长期发展埋下种种隐患。有研究指出，2011年中国人均GDP已达到5432美元，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中端，在这一水平上，如果不能有效解决收入分配公平问题，民生福利和财富增长的不协调问题，经济发展成果不能为大多数人享有问题，社会问题将激化，国家极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是说，把提高低端群体收入作为这次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之一，长期看利于实现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短期则有助于扩大内需，提升国内消费水平。

　　从“稳增长”的角度看，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显然更有利于抵御当前经济下行的压力。如果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能有明显提升，其释放的消费潜力将不可低估。我们知道，经济学上有个“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从收入与消费的关系看，收入水平越低的个人或家庭，其消费率越高，相反，收入水平越高的个人或家庭，消费率越低。按照这一规律，提升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其带来的消费效用，将远远大于中高收入群体的效用。以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为例，有研究认为，如果按现代劳动力市场规律办事，实行同工同酬，上亿农民工每年至少可多收入3千至5千亿元，这一金额远高于免除农业税、家电下乡补贴等惠农措施。农民是中国最大的消费群体，农民工的这一收入“欠账”能否得以消除，可以说直接关系到国家内需的扩大和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大力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让全体国民走上“共富”之路，就应当以改革的勇气和魄力，破除各项体制机制弊端，多管齐下，综合施策，既要通过政府减税、企业让利，从一次分配中提升劳动者收入，又要借助二次分配途径，完善社会保障等制度。

　　具体而言，一方面，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有观点建议，可以考虑实施规模在千亿元的减税计划，化税为薪，既可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又可以避免部分企业因工资水平增加陷入困境。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是低收入家庭最后一道“防护网”，政府应继续加大社会养老、失业、基本医疗、住房等保险的范围和力度，提高社保水平，逐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社会财富分配格局更加合理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