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报告中看到中央企业现有离退休人员523.6万人，另外还有困难职工等100多万，企业要为此负担很大的支出的呀，那么这个改革又是必须的，而且拖得越久这个负担越重对于解决这个问题，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向松祚：我们很多国有大企业特别是以前有一些部委或者国务院一些专门的行业局所改的国有大企业，也包括我们军工系统国有大企业，他们这些企业本身是很大的，有半政府性质，甚至某种意义上政府性质超过企业性质，这里面很多人员他们说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公务员还是真正的市场就业人员，所以其实这个里面很多离休、退休的职工他们不愿意放弃所谓保护，所以你要把三产全部改掉这个压力非常巨大。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积累，现在改革条件是成熟了，我觉得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就是结合现在建立和完善社保制度，包括退休各种社保制度，那么企业可以对这些人员实行一次性的剥离和一次性的补偿，同时和社保机制结合起来，建立一个长效的补偿机制。第二个办法就是把这些市场化。比如他们所办的一些幼儿园、学校、医院，现在我们实际上市场已经有非常好的这个机制，也有很多这种运作的机构，可以把他们拍卖出去，或者把它转让出去，这个里面当然需要有一些工作，也需要详细的算帐。通过这几个机制共同作用，国有企业才有可能把现在这个庞大的社会职能负担卸掉。

　　另外，国资委主任王勇表示，一些国有企业对突破改革重点难点问题有畏难情绪，重点领域改革进展相对迟缓。除了剥离"小社会"的问题，国企改革还有哪些重点难点需要突破？对于王勇提到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调整结构、完善监管体制等问题，您都怎么看？

　　向松祚：这个是我们国企改革下一步攻坚的最大的几个问题。比如说这些国有大企业，它都是有行政级别的，这些行政级别对他们来讲非常重要，不仅是他们的政治地位，而且也牵涉到他们的各种经济地位，现在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这个市场化改革逐步深入的时代，第一步我们能不能取消这个行政级别，能够形成真正的职业化经理人，这里面牵扯到一系列改革。第二个问题是，要引入公平的竞争机制。在80年代90年代国企改革有很大阻力都不愿意改，之所以后来迫不得已要改，是因为民营资本成长起来，它不得不得改，它不改的话无法生存下去。我们现在很多国企之所以生存比较好，而且还生存的很滋润，他们甚至不愿意改，是因为我们确确实实有很多政策给他们提供了很强有力的保护，本身也造成了他们对外企的竞争怀有一种抵触甚至一种敌对的情绪，这就是大家经常抱怨的这种国企的垄断，特权意识。王勇主任也讲到特权意识，这个特权意识要破除，就必须要我们的综合各方面的政策，你必须要根本的调整，你才能破除它这种特权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