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步坚

　　旅华日本名人加藤嘉一被日本媒体《周刊文春》揭露学历造假，并被迫公开“谢罪”，但正如许多人所认为的，其“谢罪”的口气是轻松的，态度也谈不上诚恳：《周刊文春》和其他媒体所揭露的造假行为有多起，他仅“担当”了其中一起，却对其他指控视若无睹，既不证其有，也不辩其无，自然更谈不上负责或道歉。

　　事实上，他被指捏造学历、履历并非始于最近，而是伴随其名声大噪始终不绝于耳。但对于此前的质疑和提醒，他本人固置之不理，那些推崇他的媒体和人物也不以为意，甚至直至今日，他本人已开始“谢罪”，尚有一些嘴硬者对造假的性质、责任轻描淡写，却转而盛赞加藤“有担当”、“是好汉”、“中国人能这样么”。

　　也难怪一些国人如此麻木：在中国，上至官员，下至商界、学界名流，拿着假文凭(或“假的真文凭”)当敲门砖，一路顺风顺水、平步青云的人还少么？这些人在假文凭、假履历未被揭穿前，将这些虚假头衔披挂整齐，招摇过市，牟取各种有形、无形利益，一旦被揭穿，就闪转腾挪，长袖善舞，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继续扮演“导师”，力图保住那些依靠造假谋得的利益，而事实证明，他们的这些做法经常是有效的，文凭、学历、履历造假，成本很低，回报很高，而代价和风险却与之不成比例。

　　在国外则是另一番景象。

　　如在德国，《刑法典》132条规定，擅自使用未曾获得之文凭、学位者，处一年以内徒刑或罚金，前国防部长古滕贝格、前欧洲议会副议长科赫-梅林等都因此丢官、退出政坛；在美国，已有俄勒冈、新泽西等十多个州将使用假文凭求职视作犯罪行为，前奥委会主席桑德拉·鲍尔因伪造科罗拉多大学英语学士学位而丢官，麻省理工学院招生录取部门负责人马里莉·琼斯、美国雅虎前CEO汤普森，都因文凭涉假而辞职；匈牙利前总统施密特·帕尔因博士论文涉嫌抄袭被迫下台；韩国东国大学艺术史学副教授申正娥因伪造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位、学历被解聘；阿联酋规定任何使用假文凭求职成功者，一旦发现文凭涉假，将被禁止继续在该国工作……就在加藤嘉一的祖国日本，民主党议员古贺润一因将其在美国佩珀代因大学的肄业学历夸大为毕业，曝光后被迫在公众演说中坦白、谢罪，2007年日本文部省在国内44所大学发现49名教员文凭涉假，核实后全部清退。

　　不难看出，在一些对学历、履历“涉假”查处较有效的国家，其成功的经验主要有三：首先是立法规范，有法可依，一旦涉假，便可照章办理；其次是有法必依，发现涉假后上至高官显贵，下至学术名流，一概不能幸免；第三是社会舆论的压力，一旦涉假，则千夫所指，身败名裂，再难抬头。事实上，加藤此番之所以很快“谢罪”，而不似过往那般装没听见，很大程度是因为其“事业重心”已开始转移到日本本土，而自己的造假行为却恰被日本媒体所披露。

　　正因有此三条，才令隐瞒涉假历史者人人自危，令有意涉假者望而生畏，令涉假而被曝光者追悔莫及。道理很简单，只有当造假失败的风险，远远超过造假成功的获得，乃至造假者的承受力时，造假行为才能得到有效的遏止。▲(作者是旅加华人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