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欧日将保持并可能推出新的量宽政策，会降低美国量宽退出对新兴体的不利影响。

　　总体来看，欧元区和日本会继续其超宽松货币政策，这也会降低QE退出对全球流动性的影响。在未来一年中，欧元区和日本保持既有宽松货币政策应是大概率事件。尽管欧元和日元的国际地位不及美元，但依托庞大的经济总量，其货币政策仍可以对全球货币体系产生相当的影响。事实上，日元从上世纪以来就是重要的套息货币。并曾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背后的重要推手。即使QE退出会减少国际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欧元区和日本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仍可在一定程度上提供新的流动性来源。对许多新兴市场来说，这不失为一种可能的风险缓冲。

　　四、中国有能力承受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退出不利的影响，不会成为新的经济危机的引爆点。

　　美国量宽政策导致美元成为全球主要套利交易货币，一旦美联储退出量宽，将会降低美国国内货币供给，提升美国债务收益率，引发美元升值进而提高美元资产的吸引力，国际资本会重新流入美国，大宗商品价格和新兴市场资产价格将出现回落，中国等新兴市场体也面临宏观调控难度加大的挑战。总体上看，美国量宽退出对中国的影响不是特别大,即使部分国家出现危机，稳健的基本面有能力承受,但挑战也不容忽视。

　　1、美国退出量宽对中国的影响既有利又不利，会加大宏观调控的难度。

　　有利的影响包括：大宗商品价格走低、输入性通胀压力减轻和中国美元资产储备的真实价值增加。不利的影响包括：短期资本流动加剧、人民币汇率调整压力增大和国际政策协调难度上升。

　　2、中国有能力承受美国量宽政策退出的影响。

　　一是影响不是特别大，对中国跨境资金流动没有造成根本性的影响。今年1-2月贸易顺差达88.9亿美元，去年底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仍保持在2.1%的水平，1-3月人民币汇率虽然对美元贬值幅度达2.64%，但大体上处于均衡水平，从中国汇改以来至今人民币汇率总体上升值幅度大大于高于贬值幅度，长期来看人民币不会跌入贬值周期。

　　二是中国稳健的经济基本面有能力承受美国量宽退出的不利影响。中国稳健的经济基本面包括：正在深化全面改革将释放巨大的红利，财政金融状况比较稳健，外汇储备高达3.8万亿美元，综合国力和竞争力显著增强，正处在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尤其是中国经济保持了长达30年以上的高速增长，近期增速虽然有所放缓，但仍可通过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来保持经济在“合理的上限和下限区间”稳健运行，今年增速仍可保持7.5%左右，这在全球已属最高增速。从发展势头来看，中国有充分的条件实现“十二五”时期年均增长7%的预期目标，中国仍将是全球经济最重要的引擎。

　　三是要主动应对趋利避害。其一，坚持和守住稳增长的区间目标的改革导向。当增长压力过大时，适时推出稳增长的新举措。其二，保持稳健灵活的货币政策，加强流动性管理。其三，防止国际资本大规模出逃带来的金融风险。增强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和稳定，推进扩大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区间，避免汇率大起大落。其四，适度调整储备资产的货币结构和资产结构。

　　访谈嘉宾简介：

　　张其佐，男，1962年12月生，中国四川渠县人，经济学博士、教授，全球化合作论坛副秘书长，G20与新兴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参加工作至今，曾任团县委副书记、县计经委副主任、成都证管办副主任、成都龙泉驿区副区长、成都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副主任、成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成都大学副书记副校长等职。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获得省部级（政府）一等奖4项。曾担任国家能源办和外交部等部门课题组负责人。聘任为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和外交学院财政部研究生部等高等院校特聘教授、新华社特约经济观察员。与布莱尔、希拉克、拉法兰、福田康夫、施罗德、普罗迪、基辛格、索罗斯、鲍尔森、拉加德等政要和学者有广泛交流和对话。曾二次作为中欧关系论坛中方与会代表，是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第三次核心小组会议中方正式成员。被中国学界誉为“生物产业革命理论的首创者”，“是关注国际国内热点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近年来分别受到习近平、李克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