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负责编撰北京交通“十二五”规划的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请来五位国务院参事，为本市交通未来发展出谋划策，其中引导小汽车合理使用、考虑出台车位占用费和交通拥堵费，成为“智囊团”议论的焦点。（2010年10月14日《京华时报》）

　　请国务院参事这些顶尖“大夫”为病得不轻的城市“拥堵病”“把脉会诊”，可以说着实令人充满期待。虽然笔者对交通这个行当是个外行，但从这些高级智囊开出的“引导小汽车合理使用”等以医治“拥堵病”的方剂来看，愚以为果然技高一筹，不得不让人刮目相看，这个脉号得比较准。

　　可是再往下看，笔者发现上述具有国务院参事头衔的几位顶尖“大夫”，并不是全科医师，如同牙科医师治不了胆囊炎一样，明显偏科。不知道是不是得到了政府为了增加创收的授意而充当传声筒，还是自己就只有这般技能，开出了以银两为药引的大剂量处方，那就是不仅要收取车位占用费，而且还要收取交通拥堵费等等，因之，笔者不得不怀疑这几个“参事”是不是“江湖郎中”。

　　众所周知，现如今为什么会出现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诸多疑难杂症？其实这里面的道道并不复杂，用一个字就可以诠释清楚：“钱”！本来一个普通感冒花几块钱就可以搞定的事，可是为了一个“钱”字，没有个几百块，乃至上千块，肯定是难以“痊愈”的。面对金钱诱惑，现在还有几个讲“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不开大处方，谁发工资？谁发奖金？福利何来？

　　由此再回到“拥堵病”这个话题上来。根据祖国医学经典理论，治病要讲究“辩证施治”，讲究“对症下药”，这才是真正的医林高手，如扁鹊，张仲景，孙思邈，华佗等等。愚以为，祖国医学经典理论，同样可以作为医治“拥堵病”的重要参考。那就是要除掉“拥堵病”的病根，首先必须“对症”，然后才能“下药”。

　　而从国务院几位参事动辄收取这费那费的高论中，笔者觉得他们跟那些热衷于开大处方的大夫无异。试想，城市“拥堵病”的“症结”到底在哪里？客观上讲，中国最大的特色就是“人口众多”，但同香港、东京这些人口高度密集的城市相比，人家究竟是咋治好“拥堵病”的？现在不是有的人动辄以与“国际接轨”为时尚吗？而自己身边的“轨”咋就接不上呢？

　　笔者也曾多次体验过长途旅行，而旅途中最为令人反感和闹心的，就是多如牛毛的收费站和莫名其妙的罚款。收费站多了，车主多掏银子不说，还容易造成人为堵车，不是曾经不止一次地有过由于收费站雁过拔毛，而导致车堵数公里的报道吗？假如按照国务院参事力主收取“拥堵费”等等“高见”操作，是不是把那些已经陆续淘汰的收费站，再重新搬回到城市的每一条大道上？不然，怎么收取“拥堵费”？如此，究竟是疏堵，还是添堵？

　　故而，笔者以为，医治看似病入膏肓的“拥堵病”，绝非一个“钱”字就能搞定的，“钱”也绝不是医治城市“拥堵病”的“一贴灵”。常言道：“智慧在民间。”笔者注意到，关于发展大公交的“方剂”越来越得到更多公众的青睐和认可。对此，笔者深以为然。假如居民出行确实比较方便快捷的话，谁还愿意弄个“车祖宗”在家里伺候，在马路上添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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