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之四：未来之“狼”可能会在哪里出没？

　　尽管中国经济中短期无忧，但从长期看，危机还是有可能发生的，因为有些结构性问题的出现过早，与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相适应。例如，大家通常说的未富先老现象，就是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已经显现，但养老金制度还不完善，规模太小，国家和企业在养老支出方面欠债太多。而更严峻的现象，则是居民收入和财富的贫富悬殊问题。国家统计局自2005年起就没有再公布基尼系数，而最后一次公布是0.465，那么，当基尼系数超过0.5或0.6的时候，贫富悬殊问题就可能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了。

　　尽管2009年以来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快于中高收入群体，这主要与低端劳动力的短缺有关，但仅仅靠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来缩小贫富差距是有限的。要根本缩小收入差距，还要靠对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制度进行彻底改革。如最低薪酬标准的提高、失业救济和福利保障、税收制度改革（如个税从代征代缴到以家庭为征收对象、征收暴利税、房产税、遗产税等），以及加强对不合法收入的惩处，等等。

　　尽管有关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和推进已经呼吁很久了，但推进一直很缓慢，，主要问题或有两个：一是改革方案的设计不够系统而全面；二是改革推进的步伐非常迟缓。原因也不外乎有两方面：一是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涉及不同利益群体；二是改革会涉及管理架构的变化，会付出一定的成本。收入差距的悬殊如果迟迟不能缓解，那么最终影响的就是社会秩序的稳定，从而有诱发经济危机的可能。

　　如果说未来危及经济的“第一只狼”是贫富悬殊问题，那么“第二只狼”或许就是未来的政府债务。虽然如前所说，目前及今后相当一段时期政府的债务负担率还是可承受的，但如果政府职能长期得不到转换，将来债务水平的提升速度将非常惊人。

　　为何未来中国政府层面的债务水平会提升很快呢？因为就目前中国城市化率与政府债务率相关性的国际比较而言，中国政府的债务率水平显然是过高了。例如，当日本1970年城市化率超过70%的时候，对应的政府债务率只有15%左右，到1980年，债务率也比目前中国要低，在38%左右；而在1990年，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政府负债率也不过是40%左右，而对应的城市化率水平都在7080%之间了。再看一下中国，1980年的时候，政府的债务率几乎为零，目前却已经到40%以上，对应的城市化率才不过50%左右。因此，未来随着城市化率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中国债务率水平的快速提升并远超当年发达经济体相应发展阶段时的负债率或许难以避免。

　　中国之所以将会在不远的将来面临债务压力，一方面是因为在过去经济高速增长和城市化率快速上升过程中，对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欠账太多，随着人口老龄化压力的增大，补欠账的时间也日益临近，未来几年政府面临这类开支扩大的压力。另一方面，由于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模式仍然在延续，而且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尤其是在现行的行政体制难以撼动的前提下，地方政府争抢投资项目的冲动必然很大，而对于投资的合理性和回报率考虑较少。这从过去10多年来固定资产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回报率远远低于东部地区方面可以得到印证。

　　如今，由投资主导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进展不明显，法制环境、市场化程度和社会监督等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而从目前看，要解决这些问题似乎还没有找到有效办法。这就给未来中国政府债务率水平能否得到有效控制留下了悬念。或许，船到桥头自然直，但愿威胁中国经济之“狼”会随着未来改革的不断进展而逐一驱散。

　　（本文作者李迅雷是海通证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他同时还担任上海市人大常委委员、财经委委员，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