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有很多的举证，囿于篇幅，这里只简单介绍我们比较熟悉的。

　　排队和有序等候服务是成熟社会和公民的惯例，自不待言。但桑德尔发觉，美国越来越多付钱雇人替自己排队以取得服务许可的事情。这是否正当？在本文开头列出的公关公司雇人站队（每小时付费十五至二十美元），来取得国会听证会的入场券之外，他讨论了一个更寻常的现象：纽约市中央公园一年一度公演莎士比亚戏剧，由市政府赞助免费招待市民和游客。因为受欢迎，想看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座位，一般得排很长的队，你才有可能领到免费票。于是，从请人帮忙站队，出钱雇人排队，发展到后来免费票的“均衡价格”：转让一张票，你得出一百二十五美元。很多市民投诉抱怨，这种状况不正当，报纸媒体和政府官员也参加到讨论的行列。

　　有经济学家指出，用市场来分配票子，平衡供求，是最合理的。理由是一、看演出的人没有减少；二、票子给到了最渴望看莎剧的人，因为他们出的价格甚至超过了百老汇的演出（大约一百美元一张）；三、愿意出价买免费票的人，不但证明他们对莎剧的喜好超过了价格，而且节约了成本。因为亲自排队的话，每小时的成本（时间+麻烦）肯定要高于十五美元；四、被雇用来站队的人大多为低收入者，还有不少是流浪汉，每小时十五美元对他们是很不错的贴补； 五、居间交易的票贩子活跃了市场交易也增加了收入，对市政收入会有贡献。如此等等，说明免费票的有价转让提高了纽约市的整体“效用（utility）”。

　　桑德尔则从两方面展开他的批驳。

　　效用不是提高而是被扭曲了。市场通过价格来分配票子，并没改变观众的人数，只是改变了谁能来看戏。出价高的人是否从中得到了更多的效用？未必。如果说某一个人在到百老汇看戏，还是到中央公园看免费公演，或者去馆子喝咖啡之间，价格高低能指导他作更优的选择，还有些道理的话，在不同的人之间就很难这样来衡量。难道收入高的人从看戏得到的满足，就一定高于收入低或不愿出高价的观众吗？反过来看，是否可以认为低收入观众（钱的边际效用较高），出了同样的票价就说明他从中得到的满足超过了高收入观众？再从成本的角度来看，因为高收入观众的时间机会成本较高，他出同样的价格看戏三小时，成本要高于低收入观众的三小时，因此获得的满足就不及低收入观众了呢？所以，用价格分配来增加效率的说法，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

　　市场交易越过了限度，分配不该用价格来分配的座位时，必然会导致（公众品质的）腐败，这是桑德尔批评的主要着眼点。纽约市要用纳税人的钱来举办免费演出，目的显然不是增加收入。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区分谁更有需要或更有能力欣赏，从而产生更多的社会效用，政府采用了公认的公平方法：排队先到先服务。花钱购买别人站队代领的服务不但有违市政府的初衷，而且破坏了排队等候服务方法的正当性。不惟如此，买票的人可能以为既然已出足了排队价，就能理直气壮，而不再有道德上的歉意；他甚至进而认为，付钱给了票子黄牛，间接也增加流浪汉的收入，还做了件好事呢! 至于雇人站队领取法庭公审旁听票或国会听证会入场券，引起的腐败效应就更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