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需不振、外需乏力的影响下，中国二季度GDP创下近3年最低。不过中国经济并未出现此前一些人担心的“硬着陆”，在财政货币政策不断加码的合力下，经济继续探底的势头会得到遏制。

一、如何正确看待短期经济指标

6月经济指标出来之后，当下国人似乎对短期经济指标变动格外敏感。要驾驭中国这样年GDP超过6万亿美元的超级经济体，不仅需要对宏观经济情势的准确判断，更离不开具体经济政策的精准投放与执行层面的相应匹配。在事关经济战略转型时间窗口的高度敏感期，政府要做的不只是紧盯短期经济指标，而应坚持优化经济增长的路径，而更应冷静思考制约经济长期增长的约束条件，尽快采取实质性举措促进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让民间资本参与投资，为经济结构调整与战略转型营造良好的环境。如若不然，则宏观调控不仅难以跳出既往的窠臼，更有加剧系统性经济与金融风险之虞。

二、只有经济结构调整是长远之计

稳增长政策力度加大，短周期见底在即，但难改长周期放缓的趋势，而且，经济有自身运行周期，考虑到政策的迟滞效应，如果政策大力度加码很可能从政策预调、微调演变为未来的政策超调。大剂量政策刺激的后遗症太大，我们必须学会承受和接受中国经济的减速，因为无论是否愿意承认，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大格局正在发生趋势性改变。

1.突破增长模式瓶颈迫在眉睫

中国经济总体进入了“着陆期”。中国经济将告别以往两位数的增长，从高速增长进入中低速运行。过去十年，中国经历了超高速增长，年均GDP同比增速达10.48％。然而，在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共同作用下，由高储蓄－高投资率支持的资本存量扩张正发生趋势性改变，过度工业化、过度依赖出口、过度投资驱动、过度粗放增长的增长模式难持续，突破增长模式陷阱已经变得异常重要。

2.中国必须下决心作出深层次调整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现在的关键是如何“在速度降下来的同时，把质量提上去”。中国经济最大的经济风险到底是什么？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短期内，增长不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我们难以改变对GDP的顶礼膜拜，对以往增长模式的路径依赖，以及被低增长质量的“锁定”，我们最担心的是经济结构调整不过来。中国必须下决心作出深层次调整――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化改革。必须加快要素结构升级，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技术提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型”向“效率驱动型”转变。

三、对内开放是中国经济的唯一出路

时至今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驱力和经济社会改革的制度红利正释放完毕，加入WTO所带来的外贸红利也已消耗殆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也好，到攻坚阶段也罢，总之是几近停滞。所以出现这一状况，是因为国家管制和政府干预不放松，强势阶层没有改革意愿，并对一些领域设置障碍。中国必须改变“大政府，强国企”的方向，改革的焦点是政府在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可以说，对内开放是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唯一出路。对内开放，应该是对民资的进一步开放，应该大力放手发展中小微企业，还应该包括对资源能源的开放。中国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地方的积极性，没有对资源管理的市场化，就没有活力。政府不能再强力干预经济，而要为市场运行创造更好的环境，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只有如此，中国经济才能迎来第四次发展机遇。　

四、提升金融效率，助推实体经济发展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金融服务体系还处于小米加步枪的阶段，体系内的流动速率缓慢。支持经济发展不在于单纯地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更重要的是改善既有金融资产的流动性。然而问题是，国内相关法律法规均不支持信贷资产的自由流动，这种情况下，即使央行通过降息向市场注入更多货币，但由于货币效率的低下，其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必然很有限，因而推动中国巨量金融资产流动，进而提升货币效率，是改善市场流动性，提升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的根本出路。货币效率或金融效率的提升是转型期中国面临的迫在眉睫的挑战，也是当经济形势发生变化时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五、经济转型是一个持续长期的过程

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是一个前后接续的过程，是一个长期过程。“十一五”期间要转型，“十二五”期间要转型，“十三五”期间还要继续转型。转型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接续下去，要不断转型。中国经济不可能自外于全球经济，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率从50％到70％还有一段路要走。中国的产业发展，正是在调整当中才更能显示活力；正是在调整当中，一些过剩产能、无效产能才能被消灭掉。这样，我们才能轻装上阵，积极转轨，迎来一个更加灿烂的明天。（本文作者系经济台专栏作家，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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