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宏观经济数据一片惨淡之下，2011年个税的大幅超收的确算得上是一抹亮色。不过，个税收入、财政收入大大超出GDP增速和人均国民收入增速，却也隐藏着国家财富分配失衡的巨大隐忧。

　　据统计，2011年个税收入同比增长为25.2%，达到3633.07亿元，完成预算的116.4%，超收854亿元，远大于去年超收的360亿元。但问题是个税增长并未与居民收入增长同步，而是远远超过其增长速度。2011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4.1%，如果剔除价格因素影响，实际增长8.4%。个税增速几乎为居民收入增速的两倍。而如果再把口径放大，财政收入同样大大超出GDP增速。2011年，公共财政收入增长24.8%，是去年GDP增速两倍还多，而这也是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财政收入增速连续18年高于GDP增速。

　　政府财税的高增长引发了人们更深层次的担忧：中国财富分配失衡是否越发严重？中国宏观税负水平是否该降一降了？其实，无论是否承认，中国税负总水平高是不争的事实。国内的政府部门、研究机构等都曾公布过关于宏观税负水平的测算，但由于选择的测算口径各不相同，得出的结论也有所不同。

　　一般来讲，用“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例”可以表征一个国家人民的税负。依照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09/2010》计算，中国政府的全口径收入（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外收入、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社保基金收入）已经从1998年的1.73万亿元，上升到2009年的10.8万亿元，占当年GDP的比重，也从1998年的20.4%上升到2009年的32.2%。

　　这些年来，政府财政收入的过快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本应属于国民的财富，这不利于扩大国内消费、促进内需，更不利于经济的均衡健康发展。与此同时，财税结构不合理问题也日益凸显。当前，政府税收收入中70%以上都来自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等间接税，这意味着我国税收的70%以上由消费者埋单，其中中产阶层成为最明显感到税负重的一个群体，严重束缚了中产阶层消费能力的释放。

　　中国已经到了需要重新评估宏观税负的时候了，因为这涉及到中国能否进一步提高消费率，能否更加合理、高效地配置经济资源，以及能否向内需型社会顺利转型的重大问题。从增幅比、国民收入和GDP增长的横向比较而言，我国的减税空间非常大，实施大规模减税的时机已经成熟：首先是起征点需要进一步提高，可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大幅提高至4500—5000元左右；其次，需要调整征税方式，可考虑按家庭收入增税，以实现刺激消费、改善收入分配的目的。国外都是按照家庭为单位收税，而我国个税征收一般是以个人为单位，这就没有考虑家庭负担问题。比如，收入相同的纳税个人，纳税金额一样。但由于家庭情况不同，赡养人数不同，家庭整体收入差异很大；再次，进一步改革税制结构，要考虑对基本工资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以及各种福利收入等综合设计税率，达到促进社会公平的目的。

　　此外，国民之所以质疑政府高税收，除了感觉负担重外，也是希望收上去的钱能更多用于保障国民福利增长，而不再是把钱砸向大型项目投资。事实上，许多发达国家虽然宏观税负高达50%，但总体福利水平要远高于中国，财政支出的扩大也主要是用于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因此，需要政府把更多的公共财政用于提供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上来，通过加大教育、医疗、养老保障等公共产品的服务，提高国民福利。

　　当前，中国经济下行风险加大，但稳增长政策加码的重点又放在了投资身上，这样，不但政策后遗症风险大，也难以持久。事实上，稳定增长，刺激内需最好的政策就是大规模减税。未来，如何进一步完善财政收支结构，如何把政府的可支配收入转化为居民可直接支配的收入，如何通过全面降低宏观税负真正做到“还富于民”，如何真正落实提高“中等收入比重”的承诺，正是我们急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