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斌。资料图

　　作者：李斌

　　房地产部门的扩张加剧了其与土地和粮食问题之间的矛盾。在过去的十余年间，随着城市化率由30%提高到目前的约50%，全国耕地数量减少了大约一亿亩，即逼近了目前的18亿亩。这引起了一些人的恐惧。他们既要为城市的扩张寻找足够的土地，又要保证粮食安全。基于种种“聪明的”计算，一项重要的政策出台了，这就是所谓的“坚守18亿亩红线”的计划：城市面积扩大多少，村庄面积就要减少多少，于是，耕地保有量今后将维持不变。换言之，在今后迈向发达国家的进程中，也即在城市化率由50%(再提高20个百分点)进一步达到70%的过程中，前期耕地减少的势头将突然打住，城市将不再增加占用任何耕地。这是官方的计划，它也得到了许多人稀里糊涂的支持。

　　这可真是一个美妙的设计，一个宏伟的蓝图，一个如意的算盘！请注意，这项计划的要旨在于反对诸如“先降低到17亿亩，再恢复到18亿亩”这样的迂回过程，而是要求直接钉在18亿亩不动。这项计划不是在村庄业已遭到大量废弃的时候提出来的，而是在目前城市化快速展开、土地需求迫切、同时乡村仍然充满活力的时候紧急宣布的。

　　这项计划显然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18亿亩耕地即可解决我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所以，这是值得坚守的。不幸的是，这种静态观点已经被经济数据无情地嘲笑了：2011年，我国粮食产量(在耕地面积持续减少的情况下)实现连续第八年增产；然而，当年净进口粮食却超过了总消费量的10%。由于食品结构持续改善，饲料用量大幅度增加，我国人均粮食年消费量现在已经接近500公斤。考虑到美国粮食消费量约为每人每年1000公斤，以此标准来衡量，则当我国成为发达国家之时，人均粮食消费量相对于目前还要翻一番。请问，18亿亩耕地能够满足这个要求吗？假如不能的话，坚守18亿亩又意义何在呢？

　　城市的扩张与村庄的缩减是需要一个历史过程的，是不可能严格同步展开的。农民进了城，乡下的房子要留一留，这里面有广泛的经济、社会和心理原因，任何长官意志都不能取消这个过程。从时间进程来看，城市化必然首先引起耕地的净减少；只有城市化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村庄才会走向衰落，土地的复垦才容易进行。在这个过程中，要敢于放开向城市供应土地，以便支持城市的发展；要敢于忍受耕地的减少，同时也要敢于吃外国的粮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当城市化接近尾声之时，我国人口数量也下降了，而且绝大部分都集中到了城市；这时，土地的整理和复垦必定会更为容易，只要有需要，粮食的自给率也就可以轻松地得以提高。这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我们没有必要人为地去阻断它。

　　下一阶段的城市化还需要再占用多少耕地呢？根据前期的经验，大数目仍然可以看做1亿亩；也就是说，所谓的“耕地红线”，其实可以再倒退1亿亩。如今，围绕土地供应问题所形成的社会矛盾是如此尖锐，大家争来争去，所涉及的其实不过是土地总量5%(1/18)的问题；就算再加一倍，也不过10%。我们放弃10%的耕地，口粮的不足部分用进口来代替，换来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完成，这个代价值不值呢？答案一看便知。即使举行全民公决，想必也不会得出否定的结果。

　　有人说，我国人口多，如果依赖国际市场，国际市场也会吃不消。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同样是一种静态的、机械的、甚至迂腐的论调。众所周知，在许多国家，现今都有大量闲置的土地；只要有适当的利润，这些土地就都可以投入农业生产。无论是向当地采购农作物，还是进行农业投资，那里的政府都很欢迎。据笔者所知，国内一些眼光长远的民营企业，早已经在着手这方面的生意。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任何生产都要立足于全球范围内的分工。农业也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要放弃利用外国的土地资源，放弃现成的商机，而关起门来自作自受呢？国际农产品市场的未来规模和状况，并非我们今天可以想象；不能局限于老黄历，就断言国际市场不能容纳我们。况且，我们还可以积极地参与和干预这一进程。粮食贸易量的增长必定只能是一个逐步的、缓慢的过程，因此也就不可能存在什么“冲击”。

　　粮食生产的国际分工是经济规律的必然要求，谁硬要违背它，必然会受到惩罚，付出代价。以日本为例。由于人稠地狭，日本的粮食自给率长期维持在40%左右，它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日本人宁愿住在低层建筑中，也不愿追求粮食的自给自足，这说明他们认为，居住条件比粮食自给更为重要。在我国，如果硬要保留这5%～10%的耕地，就必然引起城市房价畸高，社会矛盾激化，群众利益受损。要想避免这个结果，是不可能的。而且，即使勉强保住了那些耕地，粮食如今也无法自给，粮食进口的持续增长将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长期趋势，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这不取决于任何人如何“认为”，是否“应该”，或者是否“喜欢”。

　　农产品价格这些年所经历的上涨，体现了国际投资者对于中国、印度等人口大国必将扩大食物进口这一趋势的预判，因此，这是一种预先的准备和调整；它对于鼓励世界范围内的粮食生产，是有重大积极意义的。所以，一看见食品涨价，有些人就着急发慌，政府部门就想压制它，这是十分不明智的。为我国人民的长远利益计，我们应当十分欢迎食品价格的上涨，以便向各国种植和养殖业者发出清晰的信号，使他们着手谋划长远的生产扩张计划。只要有利于输出国农民和食品业者的事情，那里的政府也就会积极支持；即使有某些政客想要阻拦，终究也是会失败的。

　　在我们的官方哲学中，总是把“自给自足”作为食物安全的一个标志，这实际上是我国自古以来“重农轻商”的经济政策的一个延续。这个政策只着眼于维持最低生活水准，实际上它是反发展的，并且历来就是失败的。它体现的是一种短视，一种狭隘，一种幻觉。这不是一种精明，而是一种愚蠢。为了维持自给自足，难道就要广大人民放弃吃肉喝奶的权利吗？城市人民已经住在“鸽子笼”中，现在又要把广大农民也赶进“鸽子笼”，有人甚至计划在村镇地区也修建高层住宅，这简直是发疯。难道住别墅仅仅只能是富人的权利吗？如果任凭这种仅仅在表面上“重视”农业的政策继续执行下去，真不知道全社会还将要为此付出何等巨大的代价！届时，国家的经济安全也就真的大成问题了。

　　市场经济已经把世界各国的安全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如今已经谁也离不开谁了；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恐惧。作为全球主要贸易国家之一，我们却试图把粮食排除在贸易项目之外，这是荒唐的，是畸形的。不要忘记，当我们闭关锁国时，曾经饿死过数千万人口。反之，把自己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则既带来了繁荣，也带来了安全。这并不是说在较低的粮食自给率之下，国家就不需要建立诸如粮食储备制度等安全体系，而是说，有关粮食安全的战略要服从于进出口贸易的大格局；要在对外开放的前提之下再来研究安全对策。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所讲的大道理与小道理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