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钮文新

　　香港金融管理局表示，10月20日，港元在强方兑换保证水平———1美元兑7.75港元的汇率水平上，香港金管局买入6.03亿美元，以维持港元汇率稳定，银行体系总结余将在下周三相应增至1533亿港元。与此同时，国家外汇局发布公告显示：2012年9月，金融机构外汇占款结束了7月、8月的负增长态势，再次出现正增长。9月末257707.62亿元的金额，较8月末新增1306.79亿元。

　　对港币而言，此次是金管局3年来首度大手卖港元、买入美元，而国家外汇局公布的数据也是今年以来的、外汇占款月度增加的次高数据。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市场状况？从现在香港方面透出的信息和内地的分析看，这是由于资本流向“从净流出转为净流入”所致。而这一逆转，与欧美的宽松政策密切相关，尤其是美国Q E。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态势的发生必须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以美元计价和结算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预期弱化，甚至下跌。因为，如果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预期强烈，全球资本都会兑换美元去购买大宗商品期货，则美元不仅不会贬值，反而会升值。所以，导致美元资本流向其他货币资产的重要原因实际应该是两个：其一，美元在Q E作用下出现贬值预期；其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预期受到抑制。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资本流向是否可以持续？

　　笔者的观点是：第一，要看大宗商品价格是否重新产生上涨预期；第二，要看美国是否允许资本出逃的情况长期存在？如果不允许，将采取哪些政策？

　　资本流向中国势必加大人民币升值幅度，如果需要抑制这样的升值，中国央行势必需要放宽货币，但现在看恐怕很难。其实，央行大幅放任人民币汇率波动的一个重要初衷就是：寻求国内货币政策更多的独立性。但是，放任汇率变动是否真能获得货币政策的独立？这一点，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产业全球化分工已经完成的背景下很难实现，因为刚性商品购买与刚性升值压力的存在，已经破坏了“三元悖论”的原理。除非货币政策单一盯住通胀而无视经济的死活。

　　当然，人民币升值也可以变坏事为好事，那就是：趁此之机进行“大规模资本利用”。这就是说，当美国人通过Q E打劫中国资本的时候，如果我们反过来利用优势，吸引国际资本流入，把它引向我们想要的方向，使之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服务，那将是一件大好事。

　　笔者认为，不仅可以这样做，而且有必要这样做。我们绝不是再用“池子”关死资本，而必须容忍资本投向中国资本市场，用便宜的资本对抗成本上升，用活跃的资本市场不断为企业修复财务报表，保住中国的经济活力。

　　经济政策的选择关键是“兴利除弊”。如果我们可以权衡好利弊，把握好节奏和力度，利弊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对于出口也一样，关键是如何稳定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和比较优势，而不是出口额度的简单增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