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问　靠什么实现增一倍？

　　记者：到2020年实现收入翻一番，您认为有必要从哪几方面着手推进呢？

　　苏海南（微博）：实现居民收入倍增，是在做大做好蛋糕的基础上分好蛋糕的过程，需要全方位推进、多方面配合。

　　首先，在经济建设方面，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快城镇化进程，实现创新驱动等等。这是做大做好蛋糕的根基。

　　其次，在社会建设方面，要如十八大报告所说的实现高质量的就业，让收入倍增有岗位基础。同时要下大力气提升广大劳动者的知识水平、技能水平，使劳动生产率进一步得到提高，这既是“两个同步”的固有内容，也将为城乡居民收入倍增提供人力资源的支撑。还有，加快城镇化进程，让农民更顺利转变为市民，也有利于促进居民收入倍增。

　　第三，就是抓好收入分配。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相关政策措施，让城乡居民收入倍增有制度保障。

　　在一次分配领域，应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更好地保护低收入者权益。“十二五”规划已经提出年均增长13%，这意味着到“十二五”末最低工资标准5年接近翻了一番。要建立健全工资支付保障机制，保证劳动者工资的足额按时发放。还要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推行工资集体协商，让职工和企业实现利益共享，使工薪劳动者收入增长打通稳步向上的通道。对农民增收也要研究和实施新的更多措施。还要想办法多渠道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等等。

　　在二次分配领域，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和其他民生建设的投入，继续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合理提高社保水平，完善政策体系并抓好落实。

　　记者：回顾过去10年的城乡居民收入变化，我们注意到，农村居民收入虽然增速不小，但增长了10年还比不上10年前城镇居民的平均水平。您认为如何大力推动农村居民增收？

　　苏海南：我们要承认，虽然城乡收入差距有缩小的趋势，但总体上差距仍然偏大。

　　我国粮食已实现九连增，农产品价格在连续明显上涨后正逐步趋于稳定，因此通过扩大农产品销售收入来实现农民增收，未来空间不大。这就需要通过科技进步和规模化实现农业增产增效增收，通过农民技能提高和拓宽增收渠道来促进农民增收。同时，还应健全农业补贴等支持保护制度。

　　更重要的是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过去10年，农民增收的四成多来自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因此，未来我国也要大力促进农民转移就业，提高城镇化水平。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刚过50%，如果到2020年能提高到60%多，将间接促进农民至少增收10个百分点。

　　三问　收入差距如何缩小？

　　记者：收入倍增不代表人人倍增。有人担心，倍增实现不难，但如果差距不缩小，恐怕百姓不会满意。您认为缩小收入差距，当前应从哪些方面入手？

　　苏海南：最重要是“提低”、“调高”。

　　我认为“提低”主要有四方面：

　　一是普遍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

　　二是提高城乡贫困居民的保障标准。目前我国的扶贫标准已提至2300元，接近国际标准，今后还可以逐步上调至世界银行1.25美元/日的标准。城乡低保标准、失业保障标准也应适时提高。

　　三是提高企业退休人员的退休金。我国已进行了“八连调”，基本翻了一番。但要承认，横向比这部分群体的收入比较低。今后应考虑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的退休金。

　　四是提高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中一线劳动者的收入。在工资劳动者中，这部分人群收入一直偏低。在加强培训、推进工资集体协商以促进其工资增长的同时，还有必要改善此类企业的生产经营环境，帮助解决融资难，加大对他们的减免税费力度，让这些企业能够生存发展，有能力给员工涨工资。

　　“调高”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调节部分垄断行业企业的偏高收入。对此应标本兼治，打破垄断，在资源配置上向公开公平规范发展，避免谁轻易地以低价甚至无偿地占有资源、获得暴利。在此基础上再用经济手段调节其高收益，然后再调控其薪酬总额和水平的过快增长。

　　二是调节部分高管的偏高收入。近年来，国家对央企负责人的薪酬管理制定了一系列规范，目前存在“自定薪酬”、水平偏高的主要是一些地方国企和某些央企的二、三级公司，这应当是下一步规范的重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确定机制也应更加完善，内部制衡机制要进一步健全，确定过程应更加公开透明。

　　三是调节某些社会群体的偏高收入，首先要加强银行的监管、财务会计制度的管理，摸清其收入底数；同时规范他们的灰色收入，打击非法收入。在此基础上，再通过个人所得税调节其过高收入。在条件具备时，通过开征房产税、遗产税、赠与税等方式来调节其过高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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