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为尽快促进经济复苏、增加就业，采取了一系列重振制造业与再工业化的政策。2013年伊始，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新一任期的首份国情咨文中提出，将吸引新就业岗位和制造业作为首要任务。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制造业的重视表明，制造业仍然是促进经济增长、吸纳就业、活跃创新的重要力量，保持制造业的竞争力和较快发展对于刚刚步入工业化后期阶段的中国来说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中国的劳动力、土地价格快速上涨，兼之人民币升值、油价和运费提高等因素，“中国制造”赖以依存的低成本优势被严重削弱，以通用电气、福特汽车为代表的一些制造业企业开始将工厂回迁至美国本土，中国制造业面临巨大的挑战。应对制造业回流美国及向周边国家转移的挑战，一方面要靠保持传统的低成本制造优势，另一方面要重塑新的竞争优势。

　　保持低成本制造优势，首先要促进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能够弥补工资的上涨，从而将制造业的综合成本维持在较低水平；第二，要加快推进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的软、硬环境，促进东部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延缓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国外大规模转移的进程；第三，坚决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住房是基本的生活资料，是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的基础。房价的快速上涨不但推高工资水平、土地价格和商务成本，而且会使制造业的资本转向房地产等领域，任其发展将会导致与中国发展阶段不相适应的“去制造业”现象。

　　要素成本的上涨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应对制造业外流根本上还是要依靠重塑新的竞争优势，使“中国制造”摆脱对低成本、低价格的依赖。一方面，要提高传统产业、成熟产业的竞争力。即使在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领域，中国也主要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核心零部件与关键装备对发达国家高度依赖。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是要提高精致生产的水平，通过实施“对标”战略，将传统产业做强做精，提升产品的档次和附加价值，培育一大批能够占据产业高地的隐形冠军，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另一方面，应抓住新一轮产业革命孕育发展的契机，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未来产业竞争的制高点。为此，产业政策应重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强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建立以企业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的产学研合作体系；二是增加对教育和培训的公共投入，完善在职教育和培训体系，提高制造业产业工人的素质；三是以发达国家重振制造业为契机，鼓励企业开展以技术寻求为目的的逆向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境并购，利用全球创新资源提高我国的产业技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