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不是主要原因，在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中国人口增长高峰期，中国的经济受到计划经济的制约陷于崩溃：人口多，却没能成为有效劳动力；人口多，没有成为有效消费群体。最典型的是，大规模知青进入农村，没有从根本上提高农村的劳动效率，相反，让农村陷入更深的贫困之中，直到逼出农村的土地改革。

　　陈志武先生曾经提出命题，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原因就在于当时的中国制度进行了根本性的资源错配，导致的结果是越勤劳越贫困，越工作越低效，甚至产生价值耗散，越工作越糟糕，对经济的破坏越严重。

　　只有在制度释放了劳动能力与消费能力之后，人口的规模与效率才值得进行经济考量。中国上世纪80年代初进行了市场化改革，此后中国的经济效率大幅提升，在全球处于增速前列。目前社会热点议题如户籍、如垄断等等，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新一轮的制度滞后制约了中国经济的效率。中国需要的是打破制度桎梏，发挥新一轮的资源效率配置。

　　根据《经济学人》2009年的报道，综合UBS与OECD数据，从1990年到2008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4%，同期印度2.6%左右，巴西0.3%，俄罗斯0.2%。而据OECD的数据，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仅1%左右。上述数据能够印证中国此前近二十年的发展，主要不是因为人口大量增加，主要是制度释放了劳动效率与创新能力。否则，印度的效率应该高于中国。

　　各国经济效率在次贷危机之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2008年，美国每小时劳动者效率增长率高达4%，中国为7%到8%，原因在于当年美国企业为免破产节约成本大量裁员，而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受金融危机影响，近两年全球劳工生产率开始明显下降，美国经济谘商局的数据显示，2010年全球劳工生产率为3.6%，2011年仅为2.5%，原因在于全球经济产出增速下降。与其他国家不同，早在在1990年代后期，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就开始下降，这说明制度红利逐渐消失，靠投资与出口拉动开始盛行，每单位GDP所需要的资金量越来越大。

　　仅举一例，可以说明制度效率之低。中国劳动者迄今没有得到大规模的有效的专业培训，专业技术教育没有形成国策，教育资源被大量浪费在无用的评比与无聊的课程设置之中。以发达的珠三角为例，乌坎事件显示当地村民的教育程度普遍在高中或者高中以下，笔者约十五年前参加对上海郊区的调查，村民教育情况与乌坎村大同小异。

　　大量的新进劳动力的职业技能都集中在中低层次，中国就业人口中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仅为5%左右，发达国家普遍在40%以上，印度、巴西、印尼等发展中国家，该指标超过6%。中国的职业技术人员、高素质劳动者奇缺，劳动力成本大幅上扬。根据美国商会3月26日公布的年度行业气候调查结果，43%的美国在华投资商认为“管理层人力资源掣肘”是其面对的最大商业挑战，而去年这一比例为30%。美世的统计数据则显示，2001年至2011年，中国企业高管的工资成本增长了118%。

　　根据中国央企中智公司的研究数据，中国的劳动力报酬增速比生产率增速要快得多。让劳动者分享改革红利没有错，但效率赶不上红利，权贵阶层不愿意让度红利，所谓增加报酬就成为通胀与低效的同义语。

　　在劳动力成本上升期，中国需要的是技术培训，是专业的工人，而不是源源不断的农民工。

　　从2005年至2010年，工人的工资水平以每年19%的速度递增，同期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全负荷成本只增加了4%。20个中国省份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了20%以上，四川省甚至超出了30%。在过去十年间，中国工人的年平均产出增幅为10%，几乎五倍于美国生产率的增长水平。虽然在未来五年预计中国年平均生产率可保持8.5%的增幅，但仅为工资增速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