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财税学者高培勇认为，鉴于超收收入的机动财力性质，因此估算每年至少有6000亿元的减税规模。这不仅是有必要的，有能力实施的，甚至是可以超越的。

　　实际上，减税并不是新鲜话题。早在2004年，我国就开始实施结构性减税，从全面取消农业税，到增值税改革从东北试点扩大到全国；从出口退税适时调整，到内外资所得税的统一；从降低消费税，到多次提高个税起征点……一系列结构性减税政策接连出台，似乎正成为我国税制变革的主旋律。

　　但是如今无论企业，还是个人，大都没有感觉到减税所带来的税负减轻，税款变少。相反，税收增长速度连年上升。于是，不断有业内专家站出来，包括此次社科院发布的蓝皮书，提出具体的减税数额，经济学家谢国忠也曾提出过减税一万亿元的设想。

　　笔者认为，与其规定具体的减税数额，不如将减税引入法制化轨道。

　　首先，严格执行税收法制化和民主化。在实施减税的同时，还要防止随意增税。无论是前些年的印花税“半夜鸡叫”，还是去年某地房产税的开启，税收征收的随意性很强，尤其是去年曾引起热议的婚前房产证“加名征税”，一些税务部门在没有任何征收文体的情形下，就随意实施加税新政。而在欧美发达国家，税收法制化和民主化早已成为政府的自觉行动。无论征收一个新税种，还是变更税负，所有征税活动，都要征得民众的同意，经议会通过，无代表，不纳税；代表不同意，不能随便征税。

　　其次，目前，我国税负依然过重，税收增长速度过快，这已成为国家急需解决的问题。为此，我国要控制总体税负规模，参考同类国家的税负，通过立法的方式，硬性规定为GDP的一个比例。同时，要控制税收增长速度，譬如，硬性规定每年的税收增长速度要与GDP同步，以实现政府与企业、个人之间税收利益的合理分配，实现税收负担的公平与正义。

　　当然，减税还须提升税负转换国民福利功效。“取之于民”还需“用之于民”。而对于某些财政预算、支出语焉不详，一些地方曾要求政府公示各项支出，但大多遭到拒绝。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三公”消费屡禁不止。可以想象，在没有从税收体制中获益的背景下，纳税人如何有主动缴税的动力呢？

　　此外，我们在实施减税的同时，还要清理企业的各种不合理收费，鼓励企业创新，提高工薪阶层工资水平，完善社会保障水平，合理配置资源，从而增加企业经济活力，提升国民消费能力，最终实现提升民众福祉，保障国民经济健康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