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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志洲:中国需实现更高质量经济增长

发布时间: 2012年07月11日 09:12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 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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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需实现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

  ——访《2012中国经济增长报告———宏观调控与体制创新》课题组负责人之一蔡志洲

  □记者 方烨 北京报道

  《2012中国经济增长报告—宏观调控与体制创新》日前发布。这是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连续第九年推出这一增长报告,在2010年底被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立项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资助项目》。报告课题组负责人之一、中心副主任蔡志洲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实际上反映了在当前国内外矛盾下中国经济的自我调整,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增长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在新的基础上改善经济增长的总量失衡与结构失衡,实现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

  每年研究一个重要题目

  《经济参考报》:现在针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研究很多,你们这个课题组研究的着重点在哪些方面?

  蔡志洲:从2003年开始我们就和国家统计局商量,成立这样一个机构,国家统计局核算部门提供数据,我们北大提供理论资源,合作出一些成果。当时定的目标,就是对中国宏观经济增长中的重要问题进行一些研究。

  一直贯穿在我们研究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就是地方政府的寻租行为。单纯追求G D P高增长,造成一些资源的浪费。后来我们发现中国很多问题其实都有一个经济背景。有些事情看起来像是一个短期问题,其实蕴含长期的历史因素。现在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根源可能会追溯到10年前,这些让我们体会到理论研究的重要性。

  理论研究需要和现实结合,同时还要寻找现实问题背后的历史性因素。所以我们就每年选择一个重要的题目,结合各个时期的特点进行研究。比如2003年的时候,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开始启动了。我们的第一本书《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04》副标题为《进入新经济增长的中国经济》。2003年之后中国进入了5年的经济景气周期,这表明我们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判断还是准确的。

  深化改革实现更高质量增长

  《经济参考报》:2012期经济增长报告的侧重点是什么?

  蔡志洲:在近几期中国经济增长报告中,我们先后关注了宏观调控和外向型经济问题。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外向型经济贡献很大。外资刺激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并带动了一批外向型民营企业发展起来。外资给我们带来了资金、经验、技术,但是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过度地依赖外向型经济,也产生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贸易顺差、过度消耗资源,这些问题都很值得研究。紧接着我们又做了产业结构方面的研究。后面还做了在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该如何应对的问题。去年的报告我们重点提出应该有一个发展方式的转变,要追求等量的投入得到更大的产出。

  今年的报告我们延续上年的思路,提出要继续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相对稳定,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为自主的、市场导向的经济增长创造更好的环境,在新的基础上改善经济增长的总量失衡与结构失衡,实现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如果说去年我们的报告重在提出问题,那么今年我们就想在去年的基础上给出解决问题的大体方案。

  为什么这么建议?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从2008年到现在的4年里,世界经济复苏的进程非常缓慢。美国还没有走出困境,欧洲又陷入了泥潭,从冰岛到希腊再到意大利,主权债务危机不断发生,影响着市场信心。

  这一轮全球经济衰退的发生以及演变,从深层次看,还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的动力出现了问题。从新世纪开始,美国科技革命的脚步开始放慢,来自于这一领域的经济增长的动力开始减弱。而虚拟经济如果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撑,是不可能保持长期的景气和繁荣的。欧洲的情况也是类似的,从表面上看,是整合的货币政策和分散的财政政策之间出现了矛盾,一些国家违背公认的国际规则、单独加大财政政策的应用力度,企图使经济渡过难关,结果事与愿违。实质上还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乏力,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偿还债务,最后出现了系统性风险。因此,短期和表面的国家政策所带来的危机,从根本上说都是由市场本身缺乏活力带来的,在这种基础上决策者再缺乏对经济活动的客观判断,采取脱离实际的刺激措施,只能使情况更加恶化。

  现阶段增长的关键是提高效率

  《经济参考报》:您怎么看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力?

  蔡志洲:从经济增长的长周期看,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仍然处于高速增长阶段。从1978年-2010年,中国G D P的年均增长率为9 .9%,而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的三年,尽管我们在经济增长中遇到重重困难,各年的经济增长率仍然保持在长期年均增长率附近,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趋势并没有显著改变。

  但问题在于,如果不转变现有的经济发展方式,不及时地把以粗放扩张为主的经济增长转变为以技术进步推动的经济增长,不及时地调整经济结构改善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在目前的总量规模以及经济结构上,中国就有可能像那些曾经进入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一样,经济增长出现徘徊。

  从这个意义上看,我国时间效率的继续提升要以要素效率的提升为杠杆,而实现要素效率提升的重要途径,就是以深化的市场化改革带动体制创新。推进这种改革有可能会放缓眼前的经济增长步伐,但如果经济增长的成果能够真正得到有效的利用,用于消费的部分能够最大限度地改善全体居民的福利,用于投资的部分能够长久地发挥效益而不是很快地转为闲置甚至是报废的资产,那么略低一点的经济增长所提供的效益则可能更大。

  在这种取向下,我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可能会有所下调,如从改革开放以来10%左右年均增长率下调到8%-9%之间甚至还可以更低一点,但仍然可能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如7.2%以上(即每十年翻一番)。

  这样,我们在效率、结构、总量的发展上就会取得更好的均衡,在2020年左右或者更早,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国的人均G D P就有可能达到或超过世界平均水平,G D P总量有可能相当于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的2/3左右,占世界经济的份额和人口比例接近,那么,中国经济的发展就可以说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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